修訂版序言
本書是15年前的舊作。此次修訂再版，并非翻新，亦非“大修”，而是略加訂正和刪改。
原版“后記”中說：這本小冊子“可以看作當代中國法治理論史略稿”。這就不免扯出一大問題：當代史包括當代思想史、當代學術(shù)史可作嗎？如果可作，又當如何作？
許多史學家認為，史學應盡量言古史、遠史而避當代史，因為當代史不易作。當代史的困難，其肇因不止一端：一則許多權(quán)威性資料不能窺見（主要是沒有解密），故而當代史易流于殘缺或判斷、解釋失當，在涉及敏感的政治法律問題上尤其如此。二則置身當代，尤其作為親身經(jīng)歷者，易受個人感情支配，從而削減看問題的公正性、客觀性。三則因人情、政治等因素的牽制，難以抒發(fā)自由、獨立的評論。更重要的是，歷史距離感的缺失，將導致觀察與分析上的短視和不準確，正如托克維爾所云：“近距離不如遠距離更能準確地判斷歷史事件。”托氏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時（1850年代初），已距法國大革命約60年，所以他說：“研究和論述這些問題的時機看來已經(jīng)到來，今天我們所處的確切地位，正好使我們能更好地觀察和判斷這個偉大事物。我們離大革命已相當遠，使我們只輕微地感受那種令革命參與者目眩的激情；同時我們離大革命仍相當近，使我們能夠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過不多久，人們就很難做到這點了。” 60年，被托克維爾視為能夠準確判斷和剖析法國大革命的一段不錯的歷史距離。而本書著于1998年，距離其所考察的從“法制”到“法治”之理論史的時間下限（1997年）不到一年，更何況那時當代中國法治理論的自主性生長才剛起步不久。除開個人學力不逮之外，沒有歷史距離感，的確就難有歷史的眼光與洞察力。僅此而言，本書要準確地理解和判斷這段就在眼前的歷史，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是，這并非意味著如當代思想史、當代學術(shù)史這樣的當代史根本就無從入手，或者毫無意義。英國的梅爾茨說：“事實上，作者和他的讀者都屬于這個時代，他們親歷這個時代，還能相當廣泛和清晰地回憶起它?！庇需b于此，他選擇其所身處的19世紀歐洲思想史這個特殊片斷，作為其研究的領(lǐng)域。他還說：“我以為，我和同代人應當——如果我們恰當看待事物的話——最了解這個片斷”，而且，“同時代人的記載將始終是未來歷史學家的最有價值的史料，他能成功地清理各種證據(jù)，把它們結(jié)合起來，利用它們?yōu)檫^去時代描繪出一幅比較完整、比較一致的圖景”。這些史料，當然不僅僅指同時代人對社會生活、人情風貌、典章制度的記錄和保全，也可包括同時代人對那個時代的文化、思想、學術(shù)的整理和反思。而同時代人的這些整理和反思，是否真的具有梅爾茨所說的價值，則是另一回事。至少，梅爾茨對其“當代思想史”研究之合法性的論證，完全適合本書。
對于本書如何作的問題，15年前的基本考慮是，主要緊扣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法治思想、學術(shù)演進的歷史進程，突出中國主流法律學術(shù)思潮和官方正式文件在法治問題上的觀照和抉擇，進行歷史與邏輯相契合的分析和探索，在歷史過程中以及歷史背景下把握當代中國法治理論的孕育生長形態(tài)，特別是梳理出當代中國法治理論的一條主線，即從“法制”到“法治”的根本性轉(zhuǎn)換，包括其話語、概念和論題上的轉(zhuǎn)換，以展現(xiàn)“法治”對“法制”的超越及其初步成就。這種“歷史的把握”有利于更客觀地對法治理論的孕育與生長作出評價。但是，它又可視為一種法治主題史（問題史），而非法治理論的全史。這也就限定了本書對所涉學者和文獻資料的選擇。與此同時，這一梳理描敘多于反思，陳述多于己斷，雖有朋友責問，然而卻又不得不如此。與此相關(guān)的是，這一梳解更較少涉及法治的學術(shù)理路和研究方法等純學術(shù)問題。而近15年來的中國法治學術(shù)研究，不僅花開百枝，而且深度耕耘，蔚然而成一個“法治理論時代”。因此，有興趣者顯然可以對這類純學術(shù)問題有更清晰的觀察和深刻的總結(jié)。
本次修訂，一方面，改正了幾處資料上的缺失，刪去了一些不必要且不適當?shù)脑u論；另一方面，增加了“代修訂版后記”和“附錄”?！按抻啺婧笥洝?，是發(fā)表于《法學研究》（2013年第2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邁向法治新時代”專欄的一篇短文，可看作我對當代中國法治的一點觀察和展望，亦與本書的主題緊密關(guān)切。而《當代中國法治理論孕育生長的反思——讀〈從法制到法治〉》，由謝海定作于2000年。該文對本書的研究主題、理論框架、反思方式、敘述策略，尤其是值得商討的一些缺失包括片面性，都作了頗有啟發(fā)意義的評述與分析，可與本書相較而閱?，F(xiàn)征得他的同意，附錄于后。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列入俞榮根教授主編“法治之路”叢書時，收錄了李步云先生專為叢書撰寫的“序”，以及俞榮根教授所撰寫的叢書“前言”。但根據(jù)出版社意見，修訂版從叢書中析出單獨出版，原“序”和“前言”不便保留。此誠為一大憾事，在此向李先生和俞老師表達深深的歉意！
值此本書修訂再版之際，“法治中國”之聲，可謂“鏗鏘其鳴，聲如鐘磬”。其鳴、其聲，無疑蘊含了當下對已經(jīng)過去的那段歷史的響應與再造。所以，本書的修訂再版，亦有其意義。
程燎原
2014年10月22日于重慶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