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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文化”是晚清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與清末中西文化交流息息相關。本書從以端方為代表的晚清鑒藏群體的視角，講述了中國傳統(tǒng)的雅集鑒賞活動以及西洋展示活動的完整引進與發(fā)展。端方與其背后的鑒賞團體形成了一個溝通中國傳統(tǒng)收藏活動與西洋展示文化的橋梁，為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貢獻。本書對研究晚清藝術收藏史與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參考價值。

賴鈺勻，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翻譯員。研究方向為晚清思想文化史、藝術史。曾發(fā)表論文《天道與群道：嚴復思想初探》、《端方與晚清展示文化》。譯著《看得見的城市：東亞三商港的盛衰浮沈錄》。

前言

代序 端方之死對清遺民文化圈之影響

第一章緒論

1.1 問題意識：晚清知識群體對西方知識體系的認識與轉化

1.2 對于題目的說解

1.2.1 關于展示文

1.2.2 關于知識群體1.2.3 關于賞鑒傳統(tǒng)

1.2.4 以端方為個案研究的考慮

1.2.5 金石學：知識群體的認同核心、賞鑒傳統(tǒng)與展示文化的交會點

1.3 相關文獻回顧

1.3.1 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的文獻綜述

1.3.2 關于晚清展示文化的文獻綜述

1.3.3 與本書相關的端方研究

1.4 研究視角與方法、研究時段

第二章 晚清展示文化的興起：端方之前的使西使節(jié)團

2.1 引言

2.2 詞匯的混用與博覽會的內涵：珍奇與商戰(zhàn)紛然并存

2.2.1 “南洋勸業(yè)會”一詞的使用

2.2.2 光緒初年“使西日記”譯詞混用情形

2.3 首任駐英法使節(jié)團與博覽會

2.3.1 黎庶昌與郭嵩燾的巴黎博覽會記錄

2.3.2 郭嵩燾對于其他博覽會的關注

2.4 郭嵩燾駐英法使節(jié)團對博物館的記錄：博覽會之前的博物館

經驗

2.4.1 大英博物館 \2.4.2 南肯辛頓博物館

2.4.3 郭嵩燾對于中西學術的態(tài)度：兼容并蓄、字斟句酌

2.5 本章小結：“博覽會”與“博物館”的離合——兼論譯詞的

使用與中西知識系統(tǒng)中的“博物”

第二章晚清展示文化的發(fā)展：從上海博物院到南洋勸業(yè)會

第三章3.1 引言

3.2 中國人首個博覽會的流產：郭嵩燾與上海博物院計劃

3.2.1 上海博物院計劃與上海格致書院

3.2.2 首任駐英法使節(jié)團與上海博物院計劃

3.2.3 上海博覽會計劃失敗的原因

3.3 端方與五大臣出洋：端方參訪博覽會與博物館的經驗

3.3.1 端方出使前參與博覽會與博物館的經歷

3.3.2 五大臣出洋：端方出使期間參訪博覽會和博物館之經歷

3.4 端方的博覽會與博物館事業(yè)

3.4.1 籌劃辦理南洋勸業(yè)會

3.4.2 端方與南通博物苑

3.4.3 端方與陶氏博物館

3.5 本章小結：郭嵩燾與端方的比較

第四章 端方及其周圍的知識群體：中西之間的趣味

4.1 引言

4.2 以端方為中心的知識群體與文化活動

4.2.1 故人桂蓮舫之侄：端方與翁同龢及南清流

4.2.2 從“端午橋”到“端忠愍”：端方與葉昌熾的交誼

4.2.3 全方位的文化事業(yè)合作者繆荃孫

4.2.4 楊守敬

4.2.5 滿族秀異：盛昱、溥偉、志銳

4.2.6 僚屬、賓友、幕客

4.2.7 名士名宦：張謇、鄭孝胥

4.2.8 友朋、后進：羅振玉、王國維

4.2.9 外國友人：福開森、莫理循、內藤湖南

4.3 本章小結：鑒賞集團與展示文化

第五章 端方的收藏經歷與金石著錄

5.1 引言

5.2 收藏經歷

5.2.1 京官時期：光緒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四年（1889—1898年）——以藏石為起點的收藏家

5.2.2 陜西布政使時期：光緒二十四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898—1901 年）——收藏青銅器的開始

5.2.3 湖北巡撫時期：光緒二十七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1—1905 年）——對中國書畫的興趣

5.2.4 出使西洋時期：光緒三十一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5—1906 年）——擴大收藏的品項與眼界

5.2.5 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時期：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tǒng)元年（1906—1909 年）——公共展覽的準備與推動，搜羅保存，敦煌寫本

5.3 藏品流向

5.3.1 由福開森等人直接中介賣往歐美各國

5.3.2 由日本商人介紹，輾轉流至歐美

5.3.3 日本收藏家直接收購收藏

5.3.4 由當時或稍晚的中國其他收藏家收藏

5.3.5 文物輾轉流到臺灣

5.3.6 由國內文物單位、研究單位與博物館保存

5.3.7 端方分贈海外君王、友人與博物館

5.4 端方的金石著錄與晚清展示文化的關系

5.4.1 端方的金石著錄內容簡介：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

5.4.2 端方金石著錄的著作主旨：端方的金石著錄在清代金石著錄中的定位

5.4.3 金石著錄與晚清展示文化的關系

5.5 本章小結

第六章 結論

6.1 以端方為核心的知識群體對于晚清展示文化的貢獻

6.2 近代知識階層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動

6.3 余論

前言

本書以端方（午橋，1861—1911 年）這位晚清倡議舉辦全國性博覽會、創(chuàng)辦私人博物館、較早使用新式印刷術行收藏目錄并保存藏品的先驅者為視角，考察晚清展示文化活動的發(fā)展。晚清歷史學界素來重視中西文化交流激蕩的問題。知識群體（intellectual community）雖已在公共空間、文化活動與教育出版事業(yè)等文化史范圍被研究，但探討知識群體與中西文化交流問題的著作仍屬少數。除了討論端方個人與社會背景，本書研究端方背后何以能形成一個藝術鑒賞方面的知識群體，以及他如何在引介西方展示文化的過程中運用此群體，借此考察知識群體如何協(xié)作溝通中西文化的問題。本書草創(chuàng)迄今，已歷十載寒暑。這十年間，文化史或藝術史領域對于傳主端方的研究日益增多，以藝術鑒賞為凝聚核心的知識群體研究更有長足的進步。a 所以不揣淺陋，讓此書付梓面世的原因，爰有以下數端：

（一）研究主題。本書以晚清的展示文化現(xiàn)象切入，并從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端方及其周圍的鑒賞集團，補足過去史學界的研究。

（二）研究時段。過去研究展示文化的斷限多以1911年左右的展示活動與出版品為主，本書將研究斷限上推至同治光緒年間，有助于完整晚清到民國之間的相關研究序列。

（三）研究內容。過去的研究多半注意端方出使西洋的經歷對于其展示活動的影響，本書以端方之前的首任駐英法使節(jié)團作為對照組。比較兩組使節(jié)團，是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

（四）研究方法與視角具備新意。過去對于端方收藏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單一人物研究，而本書強調晚清“知識群體”的概念，并有別于過去僅從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外緣角度詮釋知識群體面對中西沖突的抉擇，而以該知識群體具備的知識背景和金石學素養(yǎng)與文化品味（Taste）為切入點，以明代為例，白謙慎教授較早注意到書畫家的社會文化脈絡，例如《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3 年）、《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等。近年來，白謙慎教授以晚清學者收藏家吳大澂為中心，注意其社會交際圈對傳主收藏與研究的貢獻，足見藝術史領域已不滿足于以單一人物為中心，轉而注意群體性。本書與前賢略微不同：其一，端方以權位籠絡英才，其周圍賞鑒集團亦客亦友，有較強的凝聚力；其二，本書雖然重視端方的人際交往，且選擇以知識分子為案例，并非因為端方周遭僅有知識分子，而是因為這個知識群體凸顯了中西文化融會過程。曾有學者提出筆者為何要標出端方不同階層的社會交際網問題。蓋當時雖已有藝術史學者重視研究傳主周圍的文人群體，但是像端方這樣交游廣闊的封疆大吏，身邊不只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人階層，更充斥著收藏世家的前輩、經紀商、幕僚、師

友乃至外國友人等，將之復雜的交際圈以簡圖的形式標出，亦在強調此多種不同的群體以

端方為核心聚集，同時個體、群體間也略有重合，使得其交際圈顯得立體。從學術對話的層面凸顯了晚清金石學和西方展示文化的交融。

（五）研究資料。本書精選一手檔案與清人筆記、日記、書信和各種題跋，輔以第二手文獻作為理論與實證研究的范式參考，使用了以前較少為研究者深入運用的材料。本書第一章為文獻回顧。由于精力所限，2011 年以后的部分二手文獻未及錄入。鑒于過去的文化史研究注意端方出使西洋的經歷對于其展示活動的影響，本書第二章、第三章前半部分加入端方之前的首任駐英法使節(jié)團作為對照組，具體研究展示活動在使節(jié)團出使過程中的重要性與展覽會在中國創(chuàng)辦的過程，由此探析端方之所以能夠相對完整地引進西洋展示活動，乃因其背后的幕僚形成一個龐大的賞鑒集團。第四章進一步研究此集團的成立和聚合，通過該集團日常的文化活動、交誼和收藏品味，發(fā)掘此集團所具備的“雙重性”：這個集團一方面完整地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的雅集與鑒賞活動的精髓，特別在晚清的金石學話語圈中的相對強勢背景，另一方面又成為南洋勸業(yè)會的規(guī)劃者以及端方博物館的第一批看客。在前述研究端方創(chuàng)立南洋勸業(yè)會與私人博物館的成果和領導該賞鑒集團的成果后，本書第五章接著研究端方的金石收藏和金石著錄?！洱S藏石記》和《陶齋吉金錄》的出版，從新式照相技術與傳播媒體的角度體現(xiàn)了端方參與西洋展示文化的另一面成果。最后，本書在實證研究中，認為端方與其周遭賞鑒集團對中西文化的溝通，有重要的學術與理論價值：從知識群體的角度看，端方及其背后的鑒賞集團形成了一個溝通中國傳統(tǒng)與西洋展示文化的橋梁；從收藏的角度看，端方的金石著錄和博物館則表現(xiàn)了一個私人藏家“由私到公”的進程——這個進程也象征了晚清金石學由私人化到公眾化的一條路徑。這條路徑顯示，西洋的展示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的收藏活動，不只是由于外緣因素而有溝通的可能，更是因為金石學內在轉化的動力促使一群兼具中西

經驗的知識分子作為橋梁，為曾一度走向私人化和精英化的清代金石收藏開辟出一條新的面向大眾的路徑。至此，本書可說開展了金石學傳統(tǒng)與西方展示文化對話的可能，從過去研究者沒有注意過的理論高度詮解了端方進行中西文化溝通的文化史和學術史內涵。

然而，本書猶有憾者：為了讓郭嵩燾駐英法使節(jié)團作為端方使節(jié)團的對照組，傳主端方與其周遭的知識群體遲至第三章出場。經過思考，筆者決定將一篇舊文《端方之死對清遺民圈之影響》作為代序。此文作于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際，借由端方之死對清遺民的影響體現(xiàn)端方生前身后確曾為一方政治和文化界盟主的事實，使傳主和周遭知識群體提前出場。希望這

樣的調整，能使全書的開展更為順理成章。

本書可說開展了金石學傳統(tǒng)與西方展示文化對話的可能，從過去研究者沒有注意過的理論高度詮解了端方進行中西文化溝通的文化史和學術史內涵。

2.5 本章小結：“博覽會”與“博物館”的離合—— 兼論譯詞的使用與中西知識系統(tǒng)中的“博物”

重新省視早于端方出洋 30 年以前，首任駐英法使節(jié)團“使 西日記”中的記錄，并非單純地為了做背景鋪敘，而是以比 較的視野，重新省視在晚清展示文化初興時，這種譯詞混用 的現(xiàn)象背后的含義，避免以光緒末年或者現(xiàn)代性的眼光介入 其中，以諸人對于西學的贊揚或反對態(tài)度作為評判功過得失 的標準。相反，其目的是要探究什么樣的事物是被這些士大夫認為可以或值得記錄的，是怎樣的知識訓練或者思想背景讓他們選擇記錄這些事物而非其他，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們 對于博覽會、博物館或其他與展示相關的事物有著不同的評價與看法；從“使西日記”材料厘清晚清展示文化開始傳播到中國的初期，第一批正式的駐外使節(jié)以及受過良好中國傳統(tǒng)訓練的士大夫是如何理解博覽會與博物館，通過他們的記錄焦點與對譯詞的使用，意圖凸顯在概念層次上，博覽會或

博物館這些觀念，如何被中國的知識群體理解與吸納。而對這些概念的理解與接納，連接的是中西之間的知識系統(tǒng)。然而，“博覽會”“博物館”“博物”等詞匯之間復雜的離合重疊關系，雖然困擾著研究者，但也是一把通往理解中西兩個知識系統(tǒng) 的鑰匙。本章一開始，探究了“賽會”與“博覽會”的不同， 將這兩個詞匯所涉及的奇珍與商戰(zhàn)、中與西、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范疇做了探討。本章的結語，則將對于“博覽會”“博物館” 這兩個詞匯間的離合，再根據“使西日記”的材料做進一步說明，并且探究“博物”一詞在中國知識系統(tǒng)中的對應位置，以及這兩個詞匯交錯使用所折射的意義。博物館與博覽會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離合關系？雖然晚清的端方等人已經逐漸分別出這樣的概念，但在光緒初年的日記中，仍不十分清楚。中國古有“博物”一詞，當時日本也已開始使用“博物館”一詞，隨使的張德彝也知道該詞匯。這個譯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傳播和報道。為什么郭嵩燾很少單獨使用“博物館”一詞，而是用音譯的“妙西因”或者其他詞匯？與郭嵩燾同時而稍早的佐野常民認為，博覽會與博物館的區(qū)別在于：“博覽會者，乃與博物之宗旨相同者也……大博覽會只不過是一個將博物館規(guī)模擴張的暫時性設施。故而兩者經常為若即若離的關系?！盿

從郭嵩燾對于大英博物館與南肯辛頓博物館所用譯詞的不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英博物館的設立，是以私人收藏為基礎，進一步轉為向公眾開放的展示空間。而南肯辛頓博物館，卻是以倫敦博覽會為基礎改造而來。二者就性質而言，雖然在名義上，都稱作博物館（Museum），但由于從不同的展示空間演化而來，南肯辛頓博物館是作為博覽會（Exhibition）的延續(xù)，屬博覽會的系統(tǒng)，收藏的目的，也是著重于展示具有經

濟價值的產品為主，有別于大英博物館以珍奇標本和浩瀚的藏書取勝。郭嵩燾的時代，“博覽會”與“博物館”這兩個名詞還沒有確定。因此，郭嵩燾等人使用的詞匯，正好展現(xiàn)了在接受展示文化初期，他們對于博覽會與博物館存在不同的認知。對于大英博物館，無論是郭嵩燾、劉錫鴻還是張德彝等人，所使用的主要詞匯是“書院”“書館”等詞，并搭配音譯，組成了半音譯、半意譯的詞匯。這時，他們所認知的博物館這類機構，是對應于中國的教育機構。而當郭嵩燾參觀南肯辛頓博物館時，他曾經聽聞這也是一個“博古院”。而這時，他采取了完整的音譯詞——“妙西因”，更明確說明妙西因是陳設之意。

這是他對于展示文化機構的一點極大的補充與認識。而從大英博物館與南肯辛頓博物館的記錄側重點不同，也可看出，雖然當時對“博覽會”與“博物館”的名詞還不能夠做非常清楚明白的厘清，但是中國當時知識分子認為這兩者所代表的內涵，仍然是略有出入的。有別于佐野常民氏所說的博覽會與博物館的宗旨相同，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仍然較為重視博物館的教育功能，而對于博覽會則是傾向于認為是各國爭奇斗巧，以及其

中獲取的后續(xù)商業(yè)利益的場所。那么，一個主要的問題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將這些詞匯混用，沒有驟然使用“博物”“博覽”的詞匯，跟中國自身的知識系統(tǒng)有何關系？首先必須說明，中國傳統(tǒng)對于“博物”一詞 的使用，本身就有多種含義，并非完全正面的?！安┪锞印?，固然是美詞?！安┪锴⒙劇薄安┪锒嗦劇钡龋怯脕硇稳菀粋€人見識廣博，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并不能夠作為一種專門的學術代表或者學術內涵。魏晉以下的《博物志》采用了“博物”一詞，但其內容，卻不見得為正統(tǒng)出身的知識分子所認可，而往往被認為不過是傳聞異詞的志怪之流。特別是自宋代至清代，在中國儒學系統(tǒng)中，尊德行與道問學這兩種不同的學術取徑時有沉浮之勢。追求廣博的見聞本來并非儒者所專注之事，勉強來說，只可算是道問學之一端，與道德心性并無關連。因此，博物這種專向外界探尋的方式，并不能在正統(tǒng)學術中取得任何地位。對于這一點，民國初年的博物學者，時常加以詬病，認為這是中國博物學之不振的悲哀。實際上，這些學者完全沒

有注意到，所謂的西方博物學在中國根本不存在一個適當的對應學術領域，中國所用的“博物”一詞，其內涵也與西方不同。這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tài)，在晚清表現(xiàn)得尤其強烈。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最早接觸到西方展示機構，劉錫鴻用以比較西方博物館中陳列的知識內容的書，是《博物志》《珍玩考》《格古論》這一類的書籍，都是中國子部雜家的作品，或者說，是在學術邊緣的作品。這就是劉錫鴻心中所對應的知識系統(tǒng)。在他

的觀感中，西方的博物館，其實并沒有多么了不起，其分量與子部雜家中一些博古、收藏類的書籍差不多。而郭嵩燾則不同，他所引據的，如《爾雅》《儀禮》等都是經部書籍。換言之，他是將西方文明去比附上古三代素樸的博物傳統(tǒng)。將西方文明 的英銳發(fā)進，與中國上古三代相比，這是在晚清展現(xiàn)民族自信 心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同樣的情形，也可在其他外交官（如曾紀澤）的日記中見到。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中國的“博物”一詞內涵如此之復雜，而當時知識分子對于將西式博物學所比附的中國學術，也有高低不同的看法，因此，才會沒有出現(xiàn)一個簡單直接的譯詞“博物館”。事實上，這種復雜的用法，正透顯出了晚清時代知識分子與西方文化對話時，是如何調度傳統(tǒng)文化中各種豐富的文化資源，加以理解并融攝西方文明，而不是簡單地像民初博物學者批評的那樣，認為是晚清的知識分子沒有真正地理解“博物館”的內涵。正如前面所述，中國傳統(tǒng)“博物”一詞的內涵本身就并不單一。那么最后一個問題是：這個詞匯表現(xiàn)出中西知識系統(tǒng)的何種差異性？中國“博物”一詞的內涵和近代西方的“博物學”“博物館” 或“博覽會”概念略有區(qū)別?！安┪铩币辉~指的是見識豐富淵博。乍看之下，似乎兩者詞意相近甚至熨帖。“博物”的內涵與“博物館”的內容與意旨并無捍隔，并可互為補充。中國傳統(tǒng)的“博物”和“博物館”與“博覽會”的近似之處是“博物”是聞見之學，而“博物館”“博覽會”則是重視耳目之教。然而，博學聞見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通過閱讀文本或傳聞來獲取知識；耳目之學則重在展覽的立即實效。細究兩者的內涵，由于時空條件不同，仍略有出入。然而，類似這樣的情況廣泛地存在于各種新舊或中西知識的交界縫隙之處，不足以為“博物”和“博覽會”“博物館”區(qū)分為二的判準。前者與后者，最大的區(qū)別乃在于分類系統(tǒng)與安排展示的不同。中國傳統(tǒng)的“博物”一詞，并不涉及知識分類的內涵。中國第一部以“博物”為名的《博物志》，實際上也與知識分類架構毫無關系。雖然其立意在于博采異聞、增廣見識，但內容偏重志異記怪，所以《博物志》早軼，其目錄已不可見。即使從現(xiàn)在可見最早的明人輯軼本來看，《博物志》的結構不同于西方經過分類，將人類智能與知識以不同的種類區(qū)別開來，再加以展示，傳達出知識建立者欲

安排的秩序，以及被規(guī)定過、被認為適合展示給市民、國民或預設受眾參觀的博物學。中西對于“博物”一詞的側重點也不同。中國傳統(tǒng)的博物，重在博通；而西方的博物學，恰恰是一個有著嚴格框架，重視專門分科的系統(tǒng)。佐野常民注意到了博覽會與博物館之間的離合，并非以展示的內容為區(qū)分，而是以陳列的時間長短與常設性與否為判準。這樣的眼光，與中國知識分子是相當不同的。在“博物館”這一譯名草創(chuàng)之初，可以看到

中國知識界與日本知識界的知識背景影響了對于“博物館”一詞的接受與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并未對“博物館”一詞進行明確的定義，何種展示機構或者知識傳播機構被稱為或應該被稱為博物館，仍是相當困擾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問題。也因此，“博物館”一詞盡管已經以漢字的表達形式出現(xiàn)了三十多年，到了端方的時代，雖然大抵已經能夠區(qū)分幾個詞匯的不同，但仍會因應實際的狀況而調整，有時也會出現(xiàn)混用或者語焉不詳的狀況。這并非單純由于詞匯本身的問題，或者單純的音譯、意譯的問題，而是背后有著更加深遂的象征意義與價值取向。郭嵩燾與同時代的人物沒有立即而全面地采用“博覽會”與“博物館”一詞，是在不同的社會結構與知識系統(tǒng)中徘徊擺蕩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