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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和他的父兄，都曾有一個“中國夢”。他們歷盡千辛萬苦，經(jīng)由那條著名的、已被行走了多個世紀的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從陌生人變成了半個中國人。本書是當代意大利學者書寫的亞平寧半島絲路簡史，刻畫了行走絲路的意大利人群像，描繪了追逐亞細亞的絲路貿(mào)易圖景，記述了熱那亞和威尼斯的海上雙城記，以及青花瓷、版畫等藝術品在絲路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馬可·波羅、利瑪竇、郎世寧、衛(wèi)匡國這些名字背后，有太多可讀可感的故事；熱那亞和威尼斯的往事，也有著許多不為今人所知的精彩。本書作者包括14位西方學者，8位當代藝術家，古今藝術交相輝映，展示了絲路在作為經(jīng)貿(mào)之路的同時扮演的文化紐帶角色，將東西方古老文明的交往故事寫得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本書為《新絲路藝叢》的重點品種，該叢書以考古和藝術為主題，聚焦“一帶一路”沿線古代文明，收錄國內外考古學名家和中青年學者的最新作品。

主編/譯者：邱捷，1968年生。畢業(yè)于上海外國語大學西方語言學院。于熱那亞大學研修意大利現(xiàn)代文學和藝術史的同時，涉足中歐雙向經(jīng)濟交流工作，并從事國際貿(mào)易、國際運輸和制造業(yè)領域的經(jīng)濟工作至今。精通英語、意大利語、德語，譯有《中國藝術的精神》（由中文譯為意大利文）。

主編：（意大利）阿萊西奧·夏沃，1965年生。畢業(yè)于米蘭理工大學建筑設計專業(yè)。建筑設計師、畫家。 執(zhí)教米蘭理工大學建筑設計專業(yè)。設計建筑與探索美術的長期共同實踐,使美術與建筑成為其藝術創(chuàng)作缺一不可的永動源。代表作《極限》《魚》《風景》。

文章作者：司馬儒，威尼斯大學副校長，漢學家；弗蘭西斯科·蘇爾迪，熱那亞大學，歷史地理學家；盧卡·莫拉，英國華威大學歷史系教授；伊莎貝拉·克羅齊，熱那亞大學研究人員；安東尼奧·穆薩拉，羅馬大學；瑪麗娜·蒙特薩諾，意大利麥西納大學歷史教授；阿爾多·卡特里諾，意大利海洋水文研究所圖書館和外聯(lián)部負責人；米凱萊·卡斯特爾諾維，熱那亞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菲利波·米涅尼，馬切拉達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亞歷山德羅·理奇，羅馬第二大學研究員；馬麗亞·路德維嘉·羅薩迪，里昂古代紡織品國際研究中心博士；亞歷珊德拉·韋策爾，都靈大學當代藝術史學家；馬可·穆思羅，佛羅倫薩藝術史研究所研究員；盧治平，上海油畫雕塑院畫師、華東師大環(huán)境藝術研究所副所長。

當代美術家：盧治平、（意大利）亞歷山德羅·布西、姜陸、（意大利）馬可·因特羅依尼、張遠帆、（意大利）多梅尼加·雷加佐尼、陳琦、（意大利）阿萊西奧·夏沃

前言：絲路傳說與歷史　 司馬儒（威尼斯大學） ／ 001

輯一

行走絲路　 蘇爾迪（熱那亞大學） ／ 019

追逐亞細亞　 盧卡·莫拉（英國華威大學） ／ 040

讓我們描繪東方：西方地圖中的遠東　 米凱萊·卡斯特爾諾維（熱那亞大學） ／ 064

絲綢之旅　 馬麗亞·路德維嘉·羅薩迪 ／ 081

輯二

陌生人馬可　 瑪麗娜·蒙特薩諾（墨西拿大學） ／ 095

西泰利瑪竇　 菲利波·米涅尼（意大利馬切拉塔大學） ／ 110

衛(wèi)匡國與《中國新圖志》　 亞歷山德羅·理奇（羅馬第二大學） ／ 123

天朝畫師郎世寧　 馬可·穆思羅（佛羅倫薩藝術史研究所） ／ 137

輯三

熱那亞往事·城　 伊莎貝拉·克羅齊（熱那亞大學） ／ 153

熱那亞往事·人　 安東尼奧·穆薩拉（羅馬大學） ／ 178

威尼斯船塢　 克勞迪奧·曼尼凱里（威尼斯建筑大學） ／ 189

威尼斯“班輪”　 阿爾多·卡特里諾（意大利海軍水文研究所） ／ 204

當代藝術家作品

盧治平

夏沃

馬可·英德洛易尼 陳琦

姜陸

亞歷山德羅·布西 張遠帆

多梅尼加·雷加佐尼

輯四

白地青花　 魏安莉 ／ 243

絲路版畫　 盧治平、邱捷（上海虹橋半島版畫藝術中心） ／ 279

后記：美麗的路　 邱捷 ／ 313

"歸 途

1291年2月，馬可一行在刺桐港登船。要回家了，這次走的是海路。為什么要離開呢？也許是覺得掙夠了，可以不枉此行。也許是因為反元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就像馬可說到的1287年和1289年兩起那顏貴族的反蒙事件，威尼斯人開始擔心會碰上讓世道大變的戰(zhàn)事。忽必烈已經(jīng)老邁自不必說，連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菲歐也上了年紀，他們想要葉落歸根了吧。 在《百萬》述說的故事里，馬可和他的兩位長輩把接受可汗托付的后一項任務作為這次啟程的契機，將與名字依次為兀魯（Oulatai）、阿卜失哈 （Apusca）、火者（Coja）的三位蒙古使節(jié)一道護送阿魯渾未來的妻子到波斯的伊爾汗國。根據(jù)早的法式意語手稿，忽必烈同時還委托他們出使教皇、法國國王和頭頂不止一枚王冠的西班牙國王，馬可的這一說法聽上去比較傳奇，可惜沒有更多具體的內容。至于中心事件即阿魯渾的新娘的出發(fā)，我們找到了旁證，那是1941年發(fā)現(xiàn)的一份簽署日期為1290年4月至5月的中國文件，記錄著當時有三位名為兀魯、阿卜失哈和火者的使臣被派遣經(jīng)馬八兒國（Ma’abar）即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Coromandel Coast，印度東南沿海］前往伊爾汗國，但這份源自中國的文件并沒有提及那位我們知道名叫闊闊真的需要護送的新娘。還需指出的是，無論從中國還是從同時代的波斯，我們再沒能獲得同時載有這三位蒙古使臣名字的其他佐證。波斯歷史學家拉希德·阿爾?。≧ashid al—Din）對此雖然留下過一些文字，但那已經(jīng)是1310年至1311年左右的事，即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的多年以后。所以，來自中國的這一發(fā)現(xiàn)尤為重要，它與《百萬》中的情節(jié)彼此吻合，我們終于為威尼斯人馬可找到了他離開中國的一個較為可靠的時間。

那是一次蔚為壯觀的出征。他們應該是乘著冬季風于5月到達爪哇島，并在島上等待了五個月，馬可在另外一個章節(jié)里提到過這五個月的停留。滯留爪哇與夏季風有關，西南季風不利于他們的航行，所以無法立即動身。1291年11月，他們重拾海路，駛向印度，并于次年初停泊在了印度海岸?！栋偃f》中有不少篇幅是描寫印度的，此行之前馬可很有可能已經(jīng)游歷過印度并返回了中國。這次他們從印度海岸開始沿海航行，可能于1293 年春天到達霍爾木茲；有觀點認為馬可一行到達霍爾木茲的時間應該更晚，推測在1293年底或次年初。所以，馬可草草描述的非洲海岸和西南地區(qū)情況，很可能來自旅途聽聞而非親自到訪的結果。"

16世紀對西方人來說意義非凡，這是一個從古代到現(xiàn)代的轉折時期，是神學和教會權威逐漸衰弱，近代科學逐步嶄露頭角的世紀。在這個時期，文藝復興的啟蒙和地理大發(fā)現(xiàn)拓展并顛覆了人們傳統(tǒng)的世界觀，基于想象、神話甚至藝術的生活，逐漸被一種經(jīng)驗和實證的精神所取代。《陌生人馬可：意大利與中國的古今絲路》這本書就收錄了今日眾多西方學者，圍繞那一時期的寫作，呈現(xiàn)出西方人對中國印象的系列轉變。

——郝春鵬，澎湃私家歷史

在我國，囿于語言文字的局限，來自馬可·波羅故鄉(xiāng)的學者們的聲音以往不那么引人注目。因此這部直接譯自意大利文、反映原汁原味的意大利學者觀點的文集便顯得彌足珍貴。

——董能，《深圳特區(qū)報》

入選人文社科聯(lián)合書單 | 2021年6月·第68期

書評一：澎湃新聞，《熟悉的陌生人：想象與轉變中的中國圖景》

書評二：《深圳特區(qū)報》，《久在異鄉(xiāng)為“意”客 馬可·波羅和他的后人》

在西方神學家和哲學家的幻想中，遙遠無比的東方究竟是天堂還是地獄？

當元朝打通亞歐通道時，熱那亞人與威尼斯人的黑海航線終點位于何處？

大航海時代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為什么會是熱那亞人？第一幅擺脫幻想與偏見的世界地圖是如何誕生的？翻開這本書，你會找到答案。

在絲路上顛簸的絲綢、瓷器、珠寶、指南針、茶葉與香料等貨物，伴隨著各色人物和各類傳說，將閃爍著黃金色彩的美夢，種植進西方人的腦海和文化傳承中。

在意大利學者的追敘中，我們看見古代意大利人越過陸地和海洋，前仆后繼地沿著絲綢之路奔向古代中國；看到馬可·波羅、利瑪竇、衛(wèi)匡國、郎世寧等人與中國知識分子相識，在并肩共行中實現(xiàn)了偉大文明的相遇。

絲綢之路從來都是暢通的、包容的，它將不同文明聯(lián)結在一起，同時也保護著文化差異，使世界文明在不斷的交流、不斷的發(fā)現(xiàn)與再發(fā)現(xiàn)中充滿活力與生機。

陌生人馬可（節(jié)選）

歸 途

1291年2月，馬可一行在刺桐港登船。要回家了，這次走的是海路。為什么要離開呢？也許是覺得掙夠了，可以不枉此行。也許是因為反元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就像馬可說到的1287年和1289年兩起那顏貴族的反蒙事件，威尼斯人開始擔心會碰上讓世道大變的戰(zhàn)事。忽必烈已經(jīng)老邁自不必說，連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菲歐也上了年紀，他們想要葉落歸根了吧。 在《百萬》述說的故事里，馬可和他的兩位長輩把接受可汗托付的最后一項任務作為這次啟程的契機，將與名字依次為兀魯（Oulatai）、阿卜失哈 （Apusca）、火者（Coja）的三位蒙古使節(jié)一道護送阿魯渾未來的妻子到波斯的伊爾汗國。根據(jù)最早的法式意語手稿，忽必烈同時還委托他們出使教皇、法國國王和頭頂不止一枚王冠的西班牙國王，馬可的這一說法聽上去比較傳奇，可惜沒有更多具體的內容。至于中心事件即阿魯渾的新娘的出發(fā)，我們找到了旁證，那是1941年發(fā)現(xiàn)的一份簽署日期為1290年4月至5月的中國文件，記錄著當時有三位名為兀魯、阿卜失哈和火者的使臣被派遣經(jīng)馬八兒國（Ma’abar）即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Coromandel Coast，印度東南沿海］前往伊爾汗國，但這份源自中國的文件并沒有提及那位我們知道名叫闊闊真的需要護送的新娘。還需指出的是，無論從中國還是從同時代的波斯，我們再沒能獲得同時載有這三位蒙古使臣名字的其他佐證。波斯歷史學家拉希德·阿爾?。≧ashid al—Din）對此雖然留下過一些文字，但那已經(jīng)是1310年至1311年左右的事，即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的多年以后。所以，來自中國的這一發(fā)現(xiàn)尤為重要，它與《百萬》中的情節(jié)彼此吻合，我們終于為威尼斯人馬可找到了他離開中國的一個較為可靠的時間。

那是一次蔚為壯觀的出征。他們應該是乘著冬季風于5月到達爪哇島，并在島上等待了五個月，馬可在另外一個章節(jié)里提到過這五個月的停留。滯留爪哇與夏季風有關，西南季風不利于他們的航行，所以無法立即動身。1291年11月，他們重拾海路，駛向印度，并于次年初停泊在了印度海岸。《百萬》中有不少篇幅是描寫印度的，此行之前馬可很有可能已經(jīng)游歷過印度并返回了中國。這次他們從印度海岸開始沿海航行，可能于1293 年春天到達霍爾木茲；有觀點認為馬可一行到達霍爾木茲的時間應該更晚，推測在1293年底或次年初。所以，馬可草草描述的非洲海岸和西南地區(qū)情況，很可能來自旅途聽聞而非親自到訪的結果。

馬可一行終于到達了出使目的地，但等待他們的卻是阿魯渾過世的消息。阿魯渾事實上早在1291年3月就已經(jīng)去世了，差不多正是他們伴著新娘子離開中國的時候。遠道而來的新娘被交給了接替為王的阿魯渾的弟弟乞合都（Gaykhatu），但這名女子最后成了阿魯渾的兒子哈贊（Ghazan） 的新娘，而哈贊登基則要等到1295年。當時的伊爾汗王乞合都派出人員護送波羅們西行，臨行授予他們四塊金子打造的牌子，那是可汗簽發(fā)的通行證，保護他們返鄉(xiāng)一路平安。四塊保障通行的令牌，兩塊上面刻著隼（蒼鷹），一塊上面刻著雄獅，還有一塊可能光滑無圖案。馬可一行不得不在伊爾汗國又耽擱了一段時間，直到1295年初或同年春天才重新上路。他們經(jīng)過特拉布松［今土耳其特拉布宗］、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內格羅蓬特公國［今希臘優(yōu)卑亞島］，終于回到威尼斯。時間的腳步已經(jīng)踏在了1295年歲末的陽光里。

在故鄉(xiāng)

馬可回到家鄉(xiāng)四十一歲，已經(jīng)將此前的一大半歲月留在了亞洲的他并沒有就此結束歷險的生涯。我們不知道他回家后馬上做了什么，比如是否立刻結婚生子，但我們確定無誤的是，回到老家沒幾年，馬可一頭栽進了熱那亞人的大牢，就是在那里，他和一位獄友——一個名叫魯思梯謙的比薩人，合作寫下了《百萬》游記。同樣確定無誤的是，馬可是因為參加 1298 年9月8日威尼斯與熱那亞在科爾丘拉島（Curzola）［亞得里亞海島嶼，今屬克羅地亞］附近的海戰(zhàn)才被抓了俘虜，而兩個交戰(zhàn)國于1299年夏天簽署和平條約，之后雙方釋放了所有俘虜。如此算來，馬可和難友口述筆錄的合作僅僅持續(xù)了不到一年的時間?！栋偃f》的內容缺乏連貫性，有時候甚至重復已經(jīng)說過的，好像匆忙的書寫，落筆未及展開，接著是倉促中的補遺。這不能不讓人聯(lián)想，馬可的創(chuàng)作估計是借助了他斷斷續(xù)續(xù)的旅途筆記。

《百萬》的問世是轟動性的，批判和質疑也如影隨形地蜂擁而上。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嗎？1995年，英國漢學家弗朗西斯·伍德（Francis Wood）的一本小冊子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否認馬可·波羅游記真實性的沉渣再次泛起：為什么沒有說起中國長城？為什么沒有小腳女人？為什么連茶葉都沒提到？為什么內容如此混亂？這些觀點遭遇了來自不同角度的駁斥，其中相當奇妙的一個事實是：凡馬可沒有說到的種種，所有13世紀的其他旅行家也都沒有提到過一個字。難道對那個時代的敘述者來說，這些東西一律算不上啥？反言之，假如馬可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在中國和印度的生活，《百萬》講述和傳遞的大量精準的信息又如何解釋？

1299 年，當馬可從熱那亞的監(jiān)獄回到威尼斯，當他的《百萬》開始四處流傳，馬可本人已經(jīng)該干啥干啥去了——開始重新打理家族的生意。馬可在威尼斯的生活留下了少之又少的痕跡和傳聞。他與一位好像來自洛雷 丹（Loredan）家族的名叫唐娜達（Donata）的女子結了婚，育有三個女兒： 芳蒂娜（Fantina）、貝蕾拉（Bellela）和莫蕾塔（Moreta）。至于其他親屬，我們不清楚馬可出獄后是否還見到過自己的父親，因為從馬可同父異母弟弟馬菲歐的一份公證聲明中我們得知馬可的父親尼科洛于1300年8月31日去世。這位弟弟有一次前往希臘克里特島，出發(fā)前在公證人那里立了一份萬一死亡等同遺囑效力的意愿書，他在這份文件中聲明，如果自己最后沒有子嗣，那么，父親傳給他的那份遺產(chǎn)將轉由馬可繼承。在同一份文件中，我們還了解到，與馬可及其父親一起旅行的馬菲歐叔叔當時尚在世。但到了1310年，馬菲歐叔叔也立遺囑了，他在自己的遺囑文件中提到“三塊金牌，原本是韃靼人偉大的可汗所授予”，顯然就是指那些黃金通行證中的三個，也就是波羅父子叔侄三人從忽必烈和波斯阿魯渾的繼任者那里相繼收到的“牌子”。人們推測馬菲歐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根據(jù)1323年的一份文件顯示，有可能是因為馬可上了年紀，或許健康狀況也不樂觀，為了安排相關家事，妻子唐娜達向馬可轉移了位于波羅家族其他產(chǎn)業(yè)所在地的一份財產(chǎn)。其實，次年簽署的另一份文件顯得更加重要，那是一份時間為1324年1月的遺囑，馬可很可能在簽完這份文件不久就撒手人寰了，因為1325年是馬可的妻子和三個女兒執(zhí)行遺囑的時間。在遺囑中，馬可給唐娜達留下了一份終身年金并宣布全部財產(chǎn)歸芳蒂娜、貝蕾拉和莫蕾塔繼承；最后那個女兒顯然是三人中唯一尚未出嫁的，因為馬可聲明她有權擁有和其他二人同等的嫁妝，因此這筆數(shù)額不會記在遺產(chǎn)內。除了價值兩千里拉的威尼斯銀幣，馬可還將遺產(chǎn)的十分之一贈予了圣洛倫佐修道院，因為他希望自己葬在那里。馬可的棺木最后應該是埋在了這家修道院的圣塞巴斯蒂亞諾小教堂的祭壇下，然而，光陰荏苒，斗轉星移，這個地方遭遇了巨變，修道院原址后來淪為“工業(yè)之家”，馬可的墓穴也就沒有了蹤影。

馬可歸還了尚存的債務，有還給一位嫂子的，還給圣喬凡尼和圣保羅修道院的，還有還給兩位修士的。兩位修士，一位叫拉涅羅（Raniero），一位叫班維努督（Benvenuto）。除了償還借款，馬可還分別贈予兩人十個里拉和五個里拉。馬可支付了遺囑公證費用，還解放了自己的奴隸，他的名字叫“韃靼人彼得羅”（Petro il Tartaro），誰也不知道“韃靼人彼得羅”是馬可在威尼斯的集市上買回來的，還是當年從亞洲一路跟隨來的，馬可離世前支付了他工錢外加一筆贈款。有一份1328年的公文證明，就在那一年，彼得羅獲得了威尼斯公民的身份。

除了裝有生意文件的包袋和原產(chǎn)西方或至少無法鑒定產(chǎn)地的家具（如床、桌布、餐巾、箱子、皮帶和其他貴重物品），馬可的遺囑還提到各種來自中國或亞洲的貨物和紀念品：蠶繭、絹絲、麝香、大黃、蘆薈木；各色名貴紡織面料，包括變色閃光、方格、金錦等不同品種；三條帶韃靼裝飾圖案的蓋毯；白色和黃色的契丹薄紗披巾；韃靼衣袍；奇珍異獸圖案的絲綢；一件蒙古貴族女性的頭飾——罟罟冠，一米長的金絲浮花絲巾上裝飾著寶石和羽毛；另外還有一個裝著牦牛毛的口袋！而最后，是大汗遞給他們的“牌子”，那些通行令牌中的最后一塊！是的，可汗的令牌。我們只能說，相隔三十多年的時光，在生命的最后，馬可從未忘記他的中國。（圖 6.5，見彩插）

威尼斯“班輪”（節(jié)選）

船員和乘客

一支 1490 年左右的加萊商船艦隊總共需要雇傭大約四千名船員，倘若發(fā)生海戰(zhàn)，他們是軍事艦隊極為有利的補充力量，與14世紀相比，那些為了大幅改善船員經(jīng)濟條件而制定的措施吸引了無數(shù)岸上勞動力選擇登船謀生。雖然這些保障海員薪酬、食宿和商業(yè)活動權益的規(guī)定在實踐中能得到多大程度的遵守還需另當別論，但我們至少可以認為，除了常規(guī)供求因素 決定著船員的報酬水平，加萊商船的經(jīng)營方針總體來說對船員非常有利， 而具體制度的遵守則由獨立的艦隊總指揮官行使監(jiān)督職能。

高級船員、經(jīng)過挑選的職業(yè)水手、弓弩手，這些人的待遇都比劃槳手高。非貴族船員中報酬最高的是艦隊的“航線官”，被稱作“armiraio”，他負責所有與航行相關的問題并要在海戰(zhàn)中做好艦隊司令（總船長）的參謀。14 世紀，總船長自行選擇和決定“航線官”的人選；1430年以后，每支艦隊所需的“航線官”都由威尼斯總督和其他高級法官在十到二十名的候選人中投票產(chǎn)生。他們通常是威尼斯市面上久經(jīng)歷練、大名鼎鼎的人物，制圖師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就是其中之一。他們的本事不光體現(xiàn)在地圖的繪制更新上，他們所做的各類注釋也反映出本人淵博的學識，比如對天文數(shù)據(jù)和潮汐的記錄，一般數(shù)學問題，各國度量衡的備注等?！昂骄€官”對船上成員的工作和食物分派也承擔了一部分責任，因為我們在他們的筆記本上能夠看到關于口糧分配和船上規(guī)章制度的記錄。其中有一條是這么說的，當加萊船靠劃槳的動力連夜續(xù)航時，“航線官”有責任在規(guī)定的時間間隔里指揮劃船工停槳用餐，并在日出前的一小時命令停止劃槳，使劃槳手能夠補充睡眠和儲備體力，以備天亮時萬一在海面上發(fā)現(xiàn)可疑船只而需要逃脫或追擊。15世紀初的“航線官”可以在船長的餐廳用餐，15世紀末的“航線官”負責管理分開的另一間餐廳，其他非貴族船員與水手也在這個餐廳用餐。劃槳手在自己工作的槳座上吃飯?！昂骄€官”屬于船員之一，但普通船員常常視他為首領。

坐席排在主餐廳的人物還有貴族商人、個別付費的乘客、牧師以及隨船醫(yī)生。商人、海外殖民地官員和外交使節(jié)都是很受歡迎的乘客，朝圣的旅客只有手持特別通行證的才能搭乘加萊商船。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能讀會寫 還會計算的人員之一，牧師在船上扮演著公證人的角色，從船上的制度條文看，這甚至成為隨船牧師的主要功能。隨船醫(yī)生有時會是一位學識特別淵博的人，甚至可能跟“航線官”一樣精通星象和天文學。在那個時代的威尼斯，不像在歐洲其他地方，專門處理外傷的外科醫(yī)生和擁有治療處方權而被稱為“醫(yī)生”的內科專家之間并沒有絕對地區(qū)分開來，許多威尼斯的行醫(yī)執(zhí)業(yè)者同時精通內、外科，二者被歸屬為同一術業(yè)。普通理發(fā)師有自己的行會，除了可以拔牙或在從業(yè)資格醫(yī)生指導下執(zhí)行摘除囊腫或放血的操作外，理發(fā)師被禁止從事任何其他外科手術。理發(fā)師是每條加萊商船上的常規(guī)船員之一，得到的報酬與因一技之長而被選用的水手或弓弩手并 無二般。而船長必須帶上一名內外科皆通的隨船醫(yī)生，他的報酬以每天每位船員一個威尼斯格羅索銀幣來計取。他們當中有些人曾經(jīng)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醫(yī)生，并成為帕多瓦大學或博洛尼亞大學的醫(yī)學教授。

只有船隊指揮艦上的航線官才被稱為“armiraio”，船隊其余加萊船上的航線官被叫作“參謀”。在航線官的餐廳里擁有席位的還有負責前后甲板的兩位管事的“水手長”、隨船書記員、一位上年紀的設備管理員、木 匠和填縫工（負責維修）、主炮手（如果安裝了火炮）以及八到十二名“舵 工”或“伴航員”。被稱為“伴航員”的年輕人經(jīng)過培訓后將成為未來的甲板指揮人員或“航線官”，他們是經(jīng)過選拔的海員，需要接受船舶航行中的所有操作培訓。甲板指揮人員的選拔通常由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負責。二十到三十名弓弩手的選拔同樣需要經(jīng)過專門委員會的考核。弓弩手以及后來的火槍手和炮手的選拔考試一般在威尼斯城邦各處，特別是麗都島的射擊場里進行。為了保證公平競爭，防止關系戶而出臺的名目繁多的規(guī)章制度反映出商船上的這些職位在當時是多么炙手可熱。15 世紀末私營船廠遭受的危機造成了大量斧頭師、木匠和捻縫工的失業(yè)，于是，除了規(guī)定名額的修理工，共和國規(guī)定每條商船必須額外聘用三名木匠和兩名捻縫工，報酬與弓弩手的一致。為此，不少填縫工人甚至獲得“伴航員”或“舵工”的崗位。雖然“伴航員”、工匠師傅和弓弩手的職位和膳食待遇不同，但收入水平差不多，每月三到四個杜卡特金幣，相當于劃槳手月收入八里拉的二點五倍。

在弓弩手的行列里，有那么幾個鶴立雞群的，他們來自貴族家庭，坐在船長或“船東”的餐廳吃飯，收入較高，按職責所在的位置被人稱為“船尾弩手”，或直接被叫成“加萊船貴族”。在威尼斯，特別是年滿16歲以后，上學在個人教育中并非排在第一位。年輕人常常跟著長者，邊看邊學地參與到謀生當中。雖然那些貴族商人并沒有設立正式的學徒機制，但是貴族家庭的年輕人通常很早就跟著父母或親戚出海。為了鼓勵這種實踐和幫助來自貧寒貴族的子弟打拼未來，威尼斯參議院特意創(chuàng)辦了一所名為“船尾 弩手”的寄宿學校。連帶薪水再加海外商業(yè)投機的斬獲，一名貴族弓弩手出海航行一趟，歸來時可以收獲一兩百威尼斯杜卡特金幣。“船尾弩手學?！钡氖芤嫒擞蓪W校的一個委員會選拔，這項工作后來由威尼斯共和國的“四十人委員會”負責。15 世紀，每位“船東”必須安排四名貴族青年上船并支付他們的費用包括膳食營養(yǎng)，后來人數(shù)增加到每船六人以及再后來的八人，1483年加萊商船隊每年約為150名年輕人提供這樣的支持。

核實這些貴族青年使用弓弩的能力在初期很受重視，報名者必須證明自己年齡已滿20歲，必須自帶弓弩到委員會指定的射擊場所參加實地的選拔比賽。隨著時間流逝，選拔機制的嚴肅性逐漸褪色，最后幾乎成為對貧寒貴族的變相施舍，允許報名的年齡從20歲降至18歲，特殊情況下也接收更年幼的男孩。獲得預選的人經(jīng)常兜售他們在船上的崗位、薪酬和食宿權，而加萊商船的“船東”本身正是他們最好的客戶，因為這種“回購” 正好幫助“船東”節(jié)省了后面的人工成本。參議院不得不反反復復地強調，被預選上的貴族必須自己上船盡職或派出合格的替代人。不管怎樣，這所“船尾弩手學校”直至16世紀中葉仍在執(zhí)行著它的部分教育功能。（圖 13.10、圖 13.11，見彩插）

朝圣旅客筆下的精彩描述是了解加萊商船上日常生活的最佳途徑。對于篤信的朝圣者來說，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事情無外乎遠赴圣地，所以他們對在朝圣途中撰寫旅行報告抱有崇高的使命感，有時候他們也希望自己的記錄能夠成為其他朝圣者的行動指南，因此，這些作者往往舍不得忽略任何細節(jié)并彼此傳抄。曾經(jīng)有一位名叫菲利克斯·法貝爾（Felix Faber）的 德國貴族旅客，他甚至邀請了一位版畫師同行，專門為他的筆記描述配上 精致的木版畫，繪畫內容從船舶到港口到圣地生活等無所不及。朝圣者搭乘公家的加萊商船出行是很罕見的，但造船廠偶爾也會因為某份特殊的租賃合同需要裝備一艘大型加萊商船并把它交付給某位特別顯赫的朝圣者。 貧窮的朝圣者一般被塞進圓船類的柯克船或卡拉克帆船甲板下?lián)頂D不堪的船艙里，而15世紀最受歡迎的“游輪”是與國有大商船非常相似但屬于私有的民營加萊船。污垢、氣味、喧囂、呻吟、汗水，順手牽羊的船員，懸 掛著船長的武器并被打扮得五彩繽紛的寶座似的后甲板，船尾的舵手與瞭 望臺上的水手深夜交換的信號，一切的一切，如出一轍。

朝圣旅客大多睡在統(tǒng)艙里，正如菲利克斯·法貝爾1484年在《威尼斯 寫真》中所描述的，那是一種“不安之眠”。睡覺的草堆直接鋪在船艙地板上，倒臥的朝圣客頭朝墻壁、腳朝船艙中央。除了船艙主入口再沒有任何光源，起夜的人們不得不在蜿蜒曲折的狹窄空間中手持燭火，搞不好點著了大船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在法貝爾的描述中，船艙里曠日持久的爭吵是家常便飯，特別是開船的頭幾天，想睡覺的人和不想睡覺的人輪番掀起一場又一場的罵戰(zhàn)，直到幾只夜壺被擲向惱人的燭火，紛爭才得以平息……船上“居民”于清晨解決各自身體之需的地方在船頭，那里挖著兩個專用的孔洞，跟前總會集結長龍，“好像四旬齋期的基督徒痛苦地列隊在懺悔室前”。法貝爾說，在船上要想不長虱子就必須經(jīng)常擦洗身體：“但很多人沒有攜帶替換的衣服，渾身臭氣熏天，胡子和頭發(fā)里長滿了那種小蟲子。”船上的餐食一天早晚兩頓，人們被三六九等地分到三張“飯桌”上：劃槳手在他們的工位上進食；水手、弩手、工匠以及擁有一技之長的專業(yè)人員通常被安排在一間略好的餐室；最后是“船東”及加萊船上的高級人士，他們吃飯的時候“就好像在威尼斯那樣”。

劃槳手是加萊船上地位較低的成員，也許是他們的地位實在太低了， 朝圣者總把他們說成慘不忍睹的奴隸。不排除私營加萊船上的個別槳手確 實是“船東”家奴的可能性。妙筆生花的朝圣客常常描述槳手們如何在每一個停靠碼頭火急火燎地沖下船去，如何在岸上著急忙慌地擺好地攤，如何漫天要價地兜售藏在自己劃槳座下的貨物。這么看來，大多數(shù)的劃船工不可能是被鎖鏈銬在劃槳凳上的奴隸。非常明確的是，威尼斯參議院明文規(guī)定：在通過競拍租賃獲得的商業(yè)運輸用途的國有加萊船上雇傭奴隸構成公然違法行為，涉事船長犯瀆職罪。事實上，直到16世紀末，威尼斯的加萊船一直擁有充裕的人力資源，不像16世紀的熱那亞因為劃船工的短缺， 曾經(jīng)不得不招收犯人或者強制性勞動力來替代本該由自由人擔任的劃槳手。

威尼斯共和國把赴圣地朝拜的旅客交通服務留給了私有企業(yè)經(jīng)營，但同樣出臺了詳盡的約束政策。和今天一樣，那時候的“旅游業(yè)”也是繁榮 威尼斯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年的圣馬可大教堂周圍立著不少專門的亭子， 它們懸掛著代表各家船東的旗幟，方便朝圣客選擇自己需要搭乘的航船。 為了確保船東在運送“香客”前往耶路撒冷過程中的良好 秩序與操守，船東們必須向當局的公共管理部門繳納保 證金。搭乘加萊船旅行的好 處之一是可以沿途停靠許多 有意思的港口，乘客們迫不 及待地下船登上岸去，有去 改善伙食的，有去尋覓觀光 的，有去購買紀念品的。當 然，最佳的觀光和購物天堂，哪兒也比不上威尼斯本身。 為了不辜負這座城市的好名聲，威尼斯人精心呵護并細致經(jīng)營著他們的花街酒巷。大小教堂更沒有閑著，為朝圣客們準備了一串串精彩的宗教儀式活動，聊以消磨乏味漫長的等待，等待船東在艙單上填滿乘客的姓名，等待海面揚起順風， 等待起錨出航。至少到 17 世紀中葉，由加萊船構成的商業(yè)運輸艦隊一直保 持著它們高超的效率和盈利能力，直到北方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駕著他們 的龐然大物“全裝風帆戰(zhàn)艦”，肆無忌憚地沖入地中海，這里的戰(zhàn)略格局才終于被徹底顛覆了。（圖 13.12）（圖 13.13，見彩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