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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有些男性在和伴侶的關系出現危機時會用暴力解決？親密關系中暴力受害者如何防止暴力循環(huán)、消除痛苦……

性別研究教授、資深家庭暴力治療師阿普特根據近30年為上千名施暴者治療的經驗，結合40余則案例和治療過程，對親密關系中的施暴者和暴力行為進行深入剖析，溯源施暴者為何會使用暴力，揭示了他們暴力行為的原因、特征和后果。作者重點探索男性施暴者鮮為人知的一面——施暴者的心理，展示了男性施暴者背后的復雜原因和社會影響。書中穿插治療對象的案例分析，概述了為什么男人在親密關系中會變得暴力，以及如何預防暴力和讓施暴者改過自新。

作者：亞爾·阿普特（Yair Apter），以色列巴伊蘭大學（Bar-llan University）社會學和性別研究教授，臨床社會工作者和家庭暴力治療師，長期為監(jiān)獄、社區(qū)機構等有過暴力行為的男性提供治療。

譯者：余莉，譯有《活著就很偉大：一個抑郁癥患者的自述》《他為什么打我》等。

第一章　親密關系中的男性施暴者 　

通過代際傳遞的習得性行為　

創(chuàng)傷　

控制與報復　

自尊　

相互升級　

男權主義觀點　

作為威脅的親近與親密　

抑郁　

自衛(wèi)　

第二章　暴力循環(huán)的適用方面 　

緊張積聚和憤怒升級　

暴力發(fā)作　

平靜期　

內疚與悔恨　

蜜月期　

第三章　男性的群體治療 　

男性小組　

開放式小組　

學習和提供知識　

提出建議　

攻擊性　

愛　

第四章　治療動機 　

外部動機　

增強動機　

治療聯盟　

第五章　責任 　

第六章　憤怒、無助和控制之間的聯系 　

情緒　

憤怒　

無助　

控制　

統(tǒng)一整體和控制幻覺信念模式　

第七章　共情與共情失敗 　

個人痛苦與受害者認同　

保持距離和不予認同　

無助和難以控制　

受害者辯護　

傾聽治療對象受迫的困境

多元文化論　

法律上的反移情　

第八章　改變過程中的方式與手段

性別敏感療法　

增強意義感

引導者的自我坦露　

對抗　

比喻　

后記 　

致謝　

參考文獻 　

自序：如何讓暴力不再循環(huán)

1995年11月，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那時我20多歲，還是一名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和大多數以色列人一樣，我倍感痛苦與震驚。那次事件之后，我感覺自己有義務采取行動，為促進以色列社會中不同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幾個月后，我加入了一場防止暴力侵害女性的運動。參加這場運動，獲得了一種觀念，這種觀念伴隨我至今：反對暴力行為，支持相互尊重——一種認同男女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女性主義觀念。參加這場運動期間，我被邀請成為特拉維夫格里克曼納馬特中心(Tel Aviv GlikmanNaamat Center，一個暴力治療和預防中心)的治療師，負責預防家庭暴力和治療有過暴力行為的男性。加入該中心后，我就開始一對一地接觸在親密關系中有過暴力行為的施暴者。從1997年開始為這個治療中心提供服務，直到2020年該中心解散，算起來，我負責的治療小組已有23年。這本書也是在此之后寫的，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記錄下這些年的經驗和感悟。

在此工作期間，我每周三晚七點到中心，給小組8個成員或治療對象上課。每次課一開始，大家會進行一輪分享，隨后由一位成員提出疑問、發(fā)表觀點或分享他正面臨的問題。小組其他成員或相互理解、達成共識，或提出反對意見，有時候甚至相互對抗。多年以來，加入小組的男性已多達數百人，他們的情況各有不同：有的很矛盾，有的自以為無所不知，有的喜歡反對別人。他們之中有負責任的家長，也有叛逆的孩子；有的好奇心重，有的安靜，有的靦腆，有的易怒；有的不被理解，有的擅長表演，有的多愁善感；有的理智，有的沖動。我就像一支樂隊的指揮，樂隊的每個成員都參與了演出，我們共同創(chuàng)作了一個作品，包括面對和處理他們的生活困境、壓力困境、暴力行為、私密問題、父親身份、情緒的自我調節(jié)和創(chuàng)傷經歷等。我所用的方法是開放式的：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加入，然后大家一起走向終點——離開小組。而在封閉式小組中，所有的參與者都是同時加入、同時離開。開放式小組中，參與者們有來有走，我卻一直都在。

1986年特拉維夫格里克曼納馬特中心成立了第一個治療小組，11年后，我所服務的小組成立了。同一時期，該中心還有由另一位治療師帶領的一個治療小組，以及其他類型的治療小組。這些小組的治療對象大都是迫于執(zhí)法部門的壓力或因另一半的起訴而加入的；也有少部分是因面臨離婚威脅而加入的；還有更少一部分人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的憤怒和暴力而主動尋求幫助。他們大多數人的目的是通過參加這個小組獲得認可，從而“逃過”訴訟程序。而對于大多數他們的伴侶來說，他們去尋求幫助，讓她們又燃起了希望——希望他們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好，變得相互尊重，不再有暴力。

來到這里以后，大多數人會對自己曾有過暴力行為而覺得羞愧，并且對于參加治療的態(tài)度很矛盾。通過治療，有的人摒除了暴力行為，有的人盡量減少暴力行為；而有的人因被責備而生氣，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有的人則愿意為傷害他人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加入小組的這些人，他們的暴力行為和憤怒程度都不嚴重。他們大多數人此前還過著正常生活，并且和伴侶在一起。也有一些已經離婚的，有的后來又找了伴侶，有的獨自生活。那些經感化服務中心認定會對伴侶造成傷害的“高危人群”，以及因嚴重暴力行為而被捕的人，大都被拘留或定罪入獄，因此他們是在感化服務中心和監(jiān)獄接受治療。加入此中心治療小組的這些男性，他們的一個普遍特征是，因為和伴侶之間的關系危機上升到了暴力層面，所以才加入治療小組。

在過去的50年里，家暴問題一直是公眾討論的核心。那些一度被認為是“個人行為”的行為，如今已進入媒體、社會、心理學界和法律界的討論范疇。鑒于家暴現象和問題的曝光，及其普遍程度和產生的嚴重反響，國家層面的干預也在增加，試圖利用執(zhí)法體系和特定的家暴治療方案來防止家暴行為。\[謝爾曼(Sherman)等人，2015\]

作為納馬特中心和赫茲利亞社會服務部門的一部分，以色列的第一批針對親密關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療小組成立于1986年。自那以后，又成立了一百多個家暴治療和預防中心。地方政府也為這些男性提供治療和住所，監(jiān)獄管理局和感化中心甚至設立了治療部門，提供群體治療。此外，一些心理健康專家也愿意為他們提供對策。

盡管有諸多選擇，大多數施暴者仍然沒有獲得以上服務。因為大多數施暴者很難求助于專業(yè)的心理援助\[沃格爾、韋德和哈克勒(Vogel,Wade and Hackler)，2007\]，他們甚至傾向于排斥心理援助\[阿迪斯(Addis)和馬哈里克(Mahalik)，2003\]。那些尋求心理援助的男性往往都出于一些外部原因。在關于因情緒困擾而尋求心理援助的內在因素和外界因素的調查中發(fā)現，96%的受訪者稱他們之所以尋求幫助，是因為外界的鼓舞或介入\[庫薩克(Cusack)等人，2004\]。礙于羞恥心和面子，又害怕牽涉法律和社會福利等問題，在家暴問題出現后尋求幫助就更加困難了。

那些加入特拉維夫格里克曼納馬特中心的男性也是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對心理治療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么需要專業(yè)的心理援助：本來謀生已不易，還要通過治療增加生活壓力。因此，每周參加一次治療小組對他們來說很困難，甚至是一種負擔。盡管如此，參與者們這些年也收獲了許多。對有的人來說，這是一個讓他們有歸屬感的地方；對另一些人來說，這里是學習的地方；有的人說，來到這里，他們第一次在跟別人談話中打破了沉默的僵局；還有的人覺得這里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傊?，對大多數人而言，來這里確實讓他們有所改變和得到了幫助。每當有新人加入的時候，我都會告訴他“我會陪著你”，并且說到做到。這些年來，我發(fā)現自己一直致力于創(chuàng)造一種讓參與者感覺被關愛和被需要的小組氛圍：這是一個他們想來的地方，在這里，他們即便感到羞恥和恐懼(害怕被評判和羞辱)，也會被接受。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參與者越優(yōu)秀，他們身邊的人也會變得越優(yōu)秀。

盡管如此，在親密關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療上，仍會面臨諸多問題。一些參與者并沒有把治療落到實處，他們不愿把想要治療的問題描述清楚。另一些人還在考慮是否參與治療。還有一些人，不愿為自己的暴力行為負責。許多人因為羞恥、尷尬、害怕被譴責，以及不愿揭露自己靈魂深處的脆弱情感等，很難進入角色。他們面對治療師時的困難，對我們這些幫助他們的人來說也是一大挑戰(zhàn)。盡管如此，主持治療小組23年，對我來說是一次絕妙的經歷，它教會我識別暴力行為，讓我認識到親密關系的本質和健康關系的本質。通過這些人，我了解到了許多關于男子氣概和父親身份的模糊觀點，認識到了暴力的破壞性，以及暴力行為如何實現代際傳遞。我也了解到一些普遍的情感，和男性的一些獨特而復雜的情感，了解了什么是相互依賴和控制，明白我們有義務給予受傷一方同情與關愛。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學到了一些適用范圍廣的創(chuàng)造性的方法，來幫助施暴者獲得改變。

本書延續(xù)了社會工作領域所謂“實踐性智慧”(wisdom of practice)的傳統(tǒng)，反映了多學科融合。因此，本書寫給精神衛(wèi)生和公共衛(wèi)生行業(yè)從業(yè)者，特別是那些為處于暴力循環(huán)之中的男女提供專業(yè)援助的人。此外，對于那些致力于消除家暴現象和所有想更好地了解施暴者心理世界的人，這本書也可以作為一本指南。

基于這些年與數百名施暴者打交道的經驗，我在本書中給你一些有效的方法，用以幫助施暴者作出改變。本書的觀點源自我作為男性治療小組的推動者和家暴專業(yè)治療師的經驗。與那些敢于面對生活現實、參與治療的男性接觸，讓我有機會深入他們的內心，在他們面臨危機的時候同他們在一起，從而幫他們渡過難關。與那些遭受暴力的女性，尤其是一些正在參與治療的男性的伴侶們接觸，加深了我對暴力演變和受害者體驗的了解，也讓我掌握了更多促進或阻礙變化過程的方法。此外，本書還提供了過去十幾年來在親密關系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動態(tài)等方面的專業(yè)知識，和對施暴者，特別是親密關系中的男性施暴者進行有效干預的方法。

本書第一章我們將了解施暴者實施暴力行為的原因。但是它不對暴力行為本身進行解釋，因為不管作何解釋——即便是出于同情，都有將其泛化或解釋不準確的風險。但是，掌握暴力行為的動機依然很重要：第一，可以幫助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的女性學會保護自己；第二，幫助男性了解他們自己和導致他們暴力行為的動機；第三，幫助專業(yè)人員了解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以便為每個客戶量身定制治療方案。因此，本書并沒有通過理論范式和模式來解釋暴力，而是提煉了我在長期與施暴者打交道之后總結出來的導致暴力行為的九大原因。本書以穿插案例的方法來探討這些原因，以便于讀者理解這些暴力行為的動機。這種方法并不對現象和問題加以解釋。一個人一生中會發(fā)生許許多多的事，通過這些事，可以描繪出人及其與周圍環(huán)境的關系。這九大原因具體為：習得性行為、童年和成年創(chuàng)傷、控制欲和報復欲、自卑、沖突和關系升級管理失控、親密關系中的男權主義觀點、親密關系中的威脅感、抑郁、自我防御。

第二章將討論雷諾爾·沃克(Lenore Walker)提出的“暴力循環(huán)”的適用方面，主要討論那些最終升級成暴力行為的情感問題。沃克認為，每一段男女關系，都有緊張的時候。在存在暴力的關系中，往往有一個循環(huán)的動態(tài)：暴力行為導致關系逐漸緊張后，施暴者的暴力行為會增強其愧疚和悔恨感，讓他更想去補償和乞求原諒；但由于沖突并未得到解決，兩人也沒有認真分析導致他們關系緊張的原因，所以這個過程會不斷循環(huán)；于是，兩人的關系會再度變得緊張，一方再次通過暴力行為釋放這種緊張，然后再次道歉并試圖彌補。“暴力循環(huán)”理論至今仍被視為描述親密關系中暴力行為演變的理論基礎，并極大地影響著人們對暴力行為的看法和暴力治療與預防中心的治療。本章將會展示“暴力循環(huán)”以及它在群體治療中的運用。此外，本章還會從批判性的角度探討如何通過“暴力循環(huán)”了解親密關系中的暴力行為。

第三章主要描寫那些參加群體治療的男性。群體治療是治療男性施暴者的常用模式，具有很多優(yōu)勢。對于這些治療對象來說，小組是他們熟悉的環(huán)境，他們可以通過與其他成員的互動來發(fā)現問題、學習和進步。參與者可以從其他成員的經驗中了解到一些情境、模式和應對方法，還能獲得一些處理困境的辦法。此外，其他男性的存在可以讓他們從面臨相似問題的人那里得到反饋、獲得支持和產生歸屬感。本章將會討論同性治療小組的特點，以及治療對象在熟悉的環(huán)境中獲得歸屬感對治療的影響。另外，本章還會涉及小組中存在的“恐同現象”及其對小組關系變化的影響。同時，本章也會討論治療小組中男性之間信任的復雜性，在小組中進行自我坦露的困難，以及他們不肯面對自身弱點而防御性地為自己辯解和想要掌控形勢的強烈意愿。而且，本章會討論開放式小組的優(yōu)缺點，將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干預方法同心理教育方法相結合的重要性，在治療小組內提供意見、給出建議時的注意事項，以及在進行對施暴者的干預中，攻擊性和關愛所具有的獨特意義。

第四章主要討論那些尋求專業(yè)心理幫助的男性的動機和矛盾心理，及其對于治療的影響。這些男性很難認同“施暴者”這一標簽，對他們而言，這是在報紙上才會看到的表述。他們難以接受被迫治療的事實，而且很難將懲罰與治療區(qū)分開來。他們還會遇到一些障礙，比如因為覺得心理治療是件丟臉的事，所以不想揭露自己的秘密，也不相信自己能改變，還有涉及社會福利方面的問題。本章將討論這些問題給群體治療帶來的挑戰(zhàn)，以及增強治療動機的方法。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將會討論創(chuàng)建一個治療聯盟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及其對于一個開放式小組的獨特意義，尤其是在小組中有一些充滿矛盾的參與者——不確定自己是否在特定時間需要幫助的情況下。最后，為促成改變，本章還提供了加強治療師與小組之間聯系的方法。

我們將在第五章討論這樣一種認識：如果施暴者不愿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承擔責任，我們就無法幫助他改變暴力行為。然而，由于親密關系中暴力行為的復雜性，有必要弄清楚這些人對其暴力行為承擔的責任比重，而不是簡單地將責任一分為二(男性施暴者與女性受害者)。本章提出了親密關系中暴力的責任模式，可以加深治療對象對責任的理解，從而幫助其應對更廣泛意義上的暴力行為。我們可以通過該模式中暴力事件發(fā)生的三個階段——矛盾升級、爆發(fā)和消除痛苦，來劃分暴力事件中每一方的責任；還可通過這一模式明確地區(qū)分行為、責任和導致暴力事件發(fā)展的因素，其中包括個人因素、社會觀念因素、家庭因素和創(chuàng)傷等外部因素。

第六章討論了憤怒、無助和控制之間的聯系。要解決親密關系中的暴力問題，我們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引發(fā)他們實施暴力行為的情感機制，從而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此外，為了解暴力行為的“作案方式”，我會在本章提出一種模式：統(tǒng)一整體和控制幻覺信念模式。

第七章介紹了共情的重要性，以及在治療過程中無法實現共情的情況。雖然我們覺得很有必要為參與者營造一種共情的氛圍，但是對我來說，要與那些承認對婦女兒童有過傷害行為但又對治療表示抗拒和矛盾的男性產生共情，是一大挑戰(zhàn)。因為這些復雜情況，我產生了批判心理，很難支持這些參與者。然而如果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對象沒有感覺到被共情，那么，即使診斷和觀點再準確，也無法取得治療效果。本章會討論在治療施暴者的過程中“共情失敗”的七種情況：個人痛苦和認同受害者，想要撇清自己和不認同施暴者，無助和失控，施暴者需要尋求受害者的保護，跨文化方面的障礙，治療中法律上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移情(Transference)是心理學上的一種常見心理現象，指求助者把對生活中某個人的情感、態(tài)度轉移到咨詢師身上的過程。與之相對的是反移情，則是指咨詢師把對生活中某個人的情感、態(tài)度轉移到求助者身上?！幷咦⑾嚓P的困難，以及大多數治療對象同時正面臨刑事訴訟。我將在后文提供有效應對這七種情況的方法。

第八章主要介紹在治療過程中有助于取得治療進展的五種方法。第一種是針對男性性別意識(強調男孩和成年男性之間獨特的發(fā)展關聯)、男性的痛苦和對女性的暴力的治療。第二種使用強化意義感和認同個人優(yōu)勢的方法。具體而言，采用意義療法和積極心理學相關的方法，促使男性對自己和周圍的人產生積極的看法。第三種方法則是治療師的自我坦露。我以身作則，鼓勵參與者表達自己的情感和弱點。同時，這個方法也增強了治療師和參與者的主體關聯性。第四種方法是鼓勵對抗，尤其是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對抗。通過這個方法，我知道如何應對那些喜歡狡辯、試圖否認暴力行為或最小化暴力行為影響的人。同時，參與者也可以通過對抗練習，學習如何避免將沖突升級成暴力行為。最后，我還用了比喻的方法，通過比喻把我的觀點轉化成能被他們接受的語言，傳達給他們。

本書描述了我作為小組治療師的個人經驗，其中包括我這些年來的一些感悟和觀點。讀者可以以此了解我這些年在治療過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男性施暴者小組的治療師兼引導者這一角色。除了我個人的經驗，本書還提供了過去這些年參加該小組的治療者的研究案例。不過為了保護隱私，所有的名字和個人細節(jié)均已修改。

過去這些年，每周一次的小組會議，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無論于我個人還是于我的專業(yè)，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里，去解決問題。這些年的治療師工作，我也有做得不對之處，也有過不堪重負和疲倦的時候。但是，我喜歡和那群需要理解、同情與陪伴的人在一起。他們也想被愛、受歡迎；他們也愿意傾聽、傾訴，也想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他們也向往更加平靜和有尊嚴的生活。我并不輕易寬恕他們，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與他們對峙，但對我來說，充滿共情的小組氛圍更重要。除了對該領域的專業(yè)貢獻，我希望本書能讓人們感受到施暴者的情感世界——哪怕只是片刻，以及我在對他們進行治療時的心情。

——節(jié)選自（以）亞爾·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這本書以獨特的視角介紹那些因對伴侶施暴而接受治療的男性的經歷，呈現了親密關系中暴力現象的復雜性，包括男性成為親密關系受害者的許多情況。本書的重要性在于它從共情的角度回顧暴力這一現象及其原因的同時，沒有放棄對應對這種現象的社會環(huán)境的討論。此外，其獨特的治療師的視角，對了解這一群體尤為難得。

——歐哈德·吉爾巴（Ohad Gilbar），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博士

書中穿插的諸多施暴者案例不僅讓讀者有機會審視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偏見，而且為治療過程提供了關鍵線索。在治療中，直面治療對象比任何理論都重要。這些案例和研究打破了理論上的二分法，即總是把施暴的雙方分成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

——哈納內爾·羅斯（Hananel Ross），以色列資深媒體人

這本書有很多實用性內容，只有積累了豐富的治療和研究經驗才能寫出來。書中認為雖然不能混淆暴力行為的責任，但要認識到暴力是一種相互行為，改變的真正動力是同理心，而不是指責或報復。

——蓋伊·珀爾（Guy Pearl），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博士

這本書以獨特的視角介紹那些因對伴侶施暴而接受治療的男性的經歷，呈現了親密關系中暴力現象的復雜性，包括男性成為親密關系受害者的許多情況。本書的重要性在于它從共情的角度回顧暴力這一現象及其原因的同時，沒有放棄對應對這種現象的社會環(huán)境的討論。此外，其獨特的治療師的視角，對了解這一群體尤為難得。

——歐哈德·吉爾巴（Ohad Gilbar），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博士

書中穿插的諸多施暴者案例不僅讓讀者有機會審視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偏見，而且為治療過程提供了關鍵線索。在治療中，直面治療對象比任何理論都重要。這些案例和研究打破了理論上的二分法，即總是把施暴的雙方分成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

——哈納內爾·羅斯（Hananel Ross），以色列資深媒體人

這本書有很多實用性內容，只有積累了豐富的治療和研究經驗才能寫出來。書中認為雖然不能混淆暴力行為的責任，但要認識到暴力是一種相互行為，改變的真正動力是同理心，而不是指責或報復。

——蓋伊·珀爾（Guy Pearl），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博士

《施暴者的心理》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溯源施暴者為何會使用暴力,揭示了他們暴力行為的原因、特征和后果，討論了暴力行為和施暴者的控制行為的核心問題。此外，還提供了過去十幾年來在親密關系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動態(tài)等方面的專業(yè)知識，以及對施暴者，特別是親密關系中的男性施暴者進行有效干預的方法。

作為一名性別研究領域教授,同時是一位和有過家暴行為的男性打了近30年交道的臨床社會工作者,亞爾·阿普特教授融合為數百名施暴者提供治療的經驗，對親密關系中的施暴者和暴力行為進行深入剖析，包括為何暴力會發(fā)生、如何阻止和改造施暴者等。

作者認為，要解決親密關系中的暴力問題，我們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實施暴力行為背后的情感驅動，從而走進施暴者的內心世界。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走近那些因對伴侶施暴而接受治療的男性，從多種角度了解親密關系中的暴力現象及如何應對或治療。

我經常被問及為什么男性施暴者會對他們的伴侶施暴——但我沒辦法回答。在男女關系中，男人的暴力行為并不能歸于單一的原因，這樣想可謂荒謬。然而，任何暴力行為，都以控制欲作為基礎。親密關系中的暴力，可能是肢體暴力，也可能是為了控制伴侶而使用的其他手段。這些手段可能是言語上的、情感上的、經濟上的、精神上的，也可能是性暴力。可能只實施言語暴力或情感暴力，也可能會將情感暴力升級為肢體暴力。即便沒有上升到肢體暴力，言語暴力和情感暴力背后的動機也可能相同。此外，暴力的強度也可能因人而異。有的人實施暴力也許只是咒罵和大喊大叫，而有的人則會動刀動槍。無論怎樣，使用暴力都是一方想要掌控或重新掌控另一方的手段。

早在20世紀70年代，在女權運動的影響下，人們就試圖了解暴力行為的動機，研究者也曾試圖解釋這一現象。人們主要從兩個方向去認識親密關系中的暴力。第一個方向是“女性主義范式”，它通常把親密關系中的暴力稱作“基于性別的暴力”，并將其視為男權社會結構的一種表現形式，認為男性對女性施暴是為了維持社會結構中不平等的性別關系。根據這種觀點，男性對妻子施加暴力的傾向和女性對丈夫施加暴力的傾向之間，存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差異，這意味著暴力在本質上是不對等的[多巴什(Dobash)，1998]。另一個方向是“家庭暴力研究員范式”[溫斯托克(Weinstock)，2012]，把家庭暴力叫作“伴侶暴力”，將其視為一種二元現象。根據這些研究人員的說法，親密關系中的暴力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相互的。根據這一范式——有研究數據支持\[施特勞斯(Straus)等人，2006\]，在家庭關系中，男性和女性實施暴力的比率接近，所以本質上這兩種暴力現象是“對稱分布”的。

以色列的研究人員調查了一些因暴力行為而參與治療的男性，主要了解了他們施暴的原因。根據他們的反饋，大致有三點原因：第一，責備受害者，他們把責任推到伴侶身上，聲稱是她們的言語和行為造成了暴力的結果；第二，展現權力和控制權，讓對方感覺更加無助和比自己低一級；第三，代際傳遞[韋格南斯基(Vignanski)和帝莫(Timor)，2014]。

有許多人對這一問題的原因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也有人試圖從與那些施暴者的對話中找出原因。接觸了成百上千名對伴侶有暴力行為的男性后，我明白了暴力發(fā)生的原因的范圍比我們想象的更廣。我曾遇到過一些連我都害怕并且不得不終止和他們見面的男性；也遇到過一些受過創(chuàng)傷的男性，他們的頭腦中充斥著難以忍受的“噪音”，要實施暴力才能平靜；還有一些自稱是“宇宙的主宰”的，而他們的伴侶卻拒絕聽他們的；也遇到過雙方都在接受治療時，妻子突然站起來打她的丈夫；還見過一些男性為了報復妻子而拒絕離婚的例子；還有一對夫妻，與我談話時還互相謾罵，談話結束后卻又在花園里擁吻；也遇到過一些害怕與人建立親密關系的人，他們用暴力來讓伴侶遠離自己；還有一些因為曾經被拋棄而脾氣暴躁的人。

在了解男性暴力行為的原因時，我首先認識到親密關系中的暴力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復雜現象[朗金里希森·羅林(Langhinrichsen Rohling)等人，2012]。這就要求治療師不能帶著一些依賴于范式的假設去傾聽他們，而應以理解為目的去傾聽并和他們交談。通過理解并對他們的情況做好分類，不僅有利于我們從社會層面上消除親密關系中的暴力現象，也有利于施暴者的治療。在了解了各種類型的暴力行為后，我們就能逐漸理解暴力行為的動機，從而幫助他們找到治療方法，最重要的是幫助他們理順自己的生活。

尤西(Yossi)參加這個小組已經三年了，他因為對伴侶實施言語和情感暴力而感到懊悔、沮喪。此外，他還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氣。進組大約六個月后，他請求私下見我。我同意了他的請求，因為我覺得群體治療很難幫到他。于是，我們開始了一對一的治療。在治療過程中，我發(fā)現他的行為類型屬于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他的癥狀包括極度活躍、侵擾性想法和回避行為，最重要的是他有抑郁發(fā)作的情況。當我告訴他他有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并向他解釋了這種類型的特點后，他立馬覺得自己的情況很符合。據他所說，他生平第一次意識到了他父親對他的家暴行為和他的暴力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他明白了自己的童年創(chuàng)傷是如何影響到當前對待伴侶的行為中的。對尤西來說，能夠將過去的創(chuàng)傷和現在的行為聯系起來是一大突破，這有助于他改變之后的行為。

這則案例包含了大多數男性身上的兩種暴力行為特征：暴力是一種習得性行為；暴力行為和創(chuàng)傷有關聯。

通過代際傳遞的習得性行為

代際傳遞是導致暴力行為的一個常見原因。我遇到的許多男性，在面臨壓力、挫折和憤怒時，都是學著父母和周圍人的樣子來應對的[加斯(Gass )，2011]，他們的暴力行為是經過了積極的、有意識的強化的[弗勒德(Flood)、皮斯(Pease)，2009]。兒童在生活中的各種行為也是從身邊主要接觸到的人身上習得的[韋勒姆(Wareham)，2009]。提出社會學習理論的班杜拉(Bandora)認為，人在面對壓力和解決沖突時使用暴力，是一種從小習得的行為。參加治療小組的大多數男性都生活在充斥著暴力的環(huán)境中，他們的家人或周圍的人把暴力當成一種為了實現目標而使用的合理方式。暴力行為讓他們獲得了好處，而且他們沒有因此受到過懲罰。于是，這些行為就被強化了，會反復出現。以色列的一項研究發(fā)現“男人的原生家庭出現暴力行為的情況越嚴重，那么他們與伴侶之間肢體和言語暴力的沖突程度也會越嚴重”[哈蘭尼(Harany)，2018]?？傊?，親密關系中的暴力是一種應對沖突的方式，這種方式是在童年習得并加強的。

27歲的丹尼(Danny)因對女朋友使用暴力而加入了這個小組：在暴力行為發(fā)生后，他的女朋友去看了醫(yī)生，并對他提出了控告。丹尼提到，他們剛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對她有過暴力行為，他很懊悔。丹尼的父親經常打他的母親和弟弟。因為他是長子，也是父親最喜歡的孩子，所以父親從沒打過他，但是丹尼對父親的行為日漸不滿。14歲的時候，丹尼見父親打他的弟弟，就拿出一個玻璃瓶往父親的頭上砸去。父親受傷被送到了醫(yī)院。據丹尼回憶，從那以后，他的父親再也不敢打他的母親和弟弟了。這一事件強化了“暴力能解決問題”這一想法。同時，它還強化了暴力這種行為模式，每當他在親密關系中遇到挫折和感到無助的時候，他就會有這樣的行為。

從丹尼的案例中，我們得知他的暴力行為是從周圍環(huán)境中習得的。其實，小組的許多人都是在這樣的家庭和社會環(huán)境中長大的，他們把暴力當成實現目的的正當手段，當成逃避威脅和釋放情緒的工具。在丹尼的例子中，他和伴侶的關系就是引發(fā)暴力的激發(fā)因素，激發(fā)出了他從小習得和內化了的一些行為[班杜拉和沃爾特斯(Walters)，1963]。

對他們而言，暴力行為能帶來許多“好處”：一些需求和欲望立刻得以滿足，緊張的身體得到放松，劃定一段關系中的等級和控制權，迅速緩解情感上的痛苦，等等。此外，暴力行為還能吸引注意力，讓伴侶傾聽和取悅自己。雖然暴力行為的收獲“立竿見影”，但是包括低自尊、羞愧和后悔等情感代價，以及觸犯法律和破壞甚至終結親密關系等問題，會在以后顯現出來[彭斯(Pence)和佩馬(Paymar)，1993]。除了付出這些代價以外，丹尼最大的損失是他喪失了運用恰當方法處理復雜心理狀況的能力。因此，在關鍵時刻，他只能將暴力行為當成應對挫折和情感痛苦的最佳手段。這種行為傷害了周圍的人，在把他們從他身邊“推開”的同時，也傷害了他的自尊。

我常常被問道：“一個曾經遭受過或目睹過家暴的兒童，怎么會有同樣的家暴行為呢？”問這個問題的人往往還會問：“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孩子也會有暴力問題？”這些問題清楚地表明，暴力行為的發(fā)生有著家庭關系的基礎。過去這些年，暴力的代際傳遞問題困擾著許多小組成員。在追溯暴力起源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許多小組成員的父親也成長于暴力的環(huán)境，所以暴力行為從上一代傳遞到了下一代。由此，“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耶利米書》，31:29)這句話，就很適合用來形容這些種情況。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童年時期遭遇過家暴的男性，對環(huán)境刺激的敏感度更高，因為他們常常過度活躍，處于生存緊張的狀態(tài)。因此，他們會對挫折事件做出沖動的、暴力的回應。關于反社會行為在祖孫三代之間如何代際傳遞的研究發(fā)現，祖父母的品質及其在與子女相處中的回避行為在三代人身上都會重復出現[貝利(Bailey)等人，2009]?？傊芯恳辉俦砻?，父母對孩子的暴力模式往往會在下一代中延續(xù)和重現[康格(Conger)等人，2003；爾津格(Erzinger)和斯泰格爾(Steiger )等人，2014]。

關于暴力行為的代際傳遞的另一種解釋，與我們所說的“分化”(differentiation)有關，默里·鮑恩(Murray Bowen)還將其作為他的家庭系統(tǒng)理論的一部分(1990)。分化是指一個人將自己與其他人區(qū)分開的能力。根據這一理論，處理好“與別人在一起”和“獨處”的問題，也是處理好人際關系的一部分。在人際層面，高分化感是指一個人在與他人保持親密關系的同時，通過建立自己與他人之間靈活的邊界，保持某種獨立感。根據鮑恩的觀點，分化能力是在童年時的親子關系中形成的。在低分化感的親子關系中，父母很難將自己與孩子分化開，這反過來又使孩子更難發(fā)展出高分化感的人際關系。處在低分化感的關系中，可能沒有形成很好的獨立自主性，因而對人際關系中的刺激容易產生更強烈的情緒反應。這是因為他們害怕在這段關系中失去存在感，且這種情緒難以自我調節(jié)，需要他人來調整。因此，在代際傳遞過程中，相比分化感高的男性，分化感低的男性更容易因為一些不舒服的外界因素刺激感到不知所措，并且難以調節(jié)這種刺激帶來的情緒。所以，對伴侶實施暴力行為，目的正是制止這種令人痛苦的刺激。舒伯特(Schubert)等人的研究發(fā)現，存在暴力行為的家庭，其家庭成員往往會形成較低的分化感。

我最想告訴這些參加小組治療的男性的是，他們參加治療，就增加了自身打破暴力行為代際傳遞的機會。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給他們希望和尊嚴，讓他們?yōu)樽约旱男袨樨撠?，并明白停止暴力行為將會給身邊的人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節(jié)選自（以）亞爾·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