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記
《中國經學》第三十五輯刊載專題論文十篇，札記一則，書訊一則。
“經學義理”欄刊載文章兩篇，特別關注“天人”與“古今”兩組範疇的內涵及其交互關係。周秦之變是中國歷史上影響至深的“古今之變”，漢室君臣儒生面對此一變局，覃思其間之因果本末，頗存憂患之思。武帝初政，以“天命與性情”策問多士，嘗試將紛然無常的“古今之變”納於“天人之際”的恒定結構中考量，由是引發(fā)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君臣之間三問三答，元氣淋漓，“天人三策”遂奠定漢以後政教制度體系的經學基礎。陳徽《“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公羊學的天人關係説》以“天人三策”首章之語爲題，根據《春秋繁露》深入討論董子學説中的“天”“人”內涵以及二者之間的感應機制。曾海龍《從奉天法古到以夷變夏——近世今文學對公羊學改制説的繼承與潛易》著眼於周秦漢與清季民初這兩個“古今”劇變時期，討論近代今文學家“託古改制”對董子“法古改制”的“潛易”，其議題除“天人”“古今”以外，尚有“夷夏”（“中西”）一層。今日吾人身處晚近“巨劫奇變”的延長綫上，“古今”“中西”的思想張力無所不在，立足此一當代處境，新的“天人”之學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仍是需要鄭重面對的問題。
“經學歷史”欄刊載文章四篇，既有關於派分流裔的辨析，也有關於古本宗統(tǒng)的回溯。近百年來，地不愛寶，殷商甲骨、敦煌寫卷、戰(zhàn)國秦漢簡牘先後見世，既豐富了學人對於經籍與學派的理解，同時也動搖了傳統(tǒng)固有的認識結構。馬楠《試論漢代三家〈詩〉師法家法的穩(wěn)定性》對清儒考訂漢代三家《詩》學派歸屬的方法予以歸納與反思，同時，對於某些根據出土文獻否定清儒認識的過當之説也提出商榷，從篇次章節(jié)、篇旨論説、文字訓詁諸層面闡明：三家《詩》與《毛詩》的框架依然是今日研究漢代《詩》學的基本參考系。此一由疑得信、固守中道的研究取向，頗堪留意。馬文談到，與三家《詩》解釋風格有別，“《毛詩》強調作詩本事，以史説經”，余越《鄭玄箋〈詩〉所用文王年表辨略》一文乃是關於《毛詩》鄭箋歷史本事的專題研究。余文分析角度頗爲特殊，由孔穎達《正義》逆推鄭君本意，進而辨析鄭、孔之異，從而檢討孔疏釋鄭的基本預設。由是而啓發(fā)的問題是：鄭君注經是否有其史觀前提？經師心目中的“歷史本事”，是服從其經文解釋的工具，抑或是經文解釋的前提？袁晶靖《“〈冬官〉不亡”論的演進與尾聲》從宋代切入，特別聚焦於“《冬官》不亡”説大興於明的原委始末，細緻梳理此説的文獻根據與義理傾向，文章注意到“《冬官》不亡”背後的“《地官》教化”之説，讓我們看到明儒經説的宋學遺緒。袁文收束於晚明經學復古思潮，而陳士銀《明代經學古注疏存廢考論》則是對有明一代經學復古、變古之風的綜合討論。據陳文所論，“道”重於“經”的學術蘄向可能導致“走出五經”的經學危機，其端倪肇始於明清易代之際，而於三百年後蔚然成風。不過，如果“走出五經”卻無從“入道”，最終僅僅流爲種種私意的自我肯定與俗見的彼此唱和，則“經”與“道”的關係仍待重新理解、體證與建構。
“經學人物”欄刊載徐道彬《清儒金輔之先生年譜》一文。金榜師承江永，學宗鄭玄，所撰《禮箋》一書在皖派三禮學統(tǒng)緒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作者耕耘清代皖派學術有年，對於金榜家世、文獻及其禮學之思想史、社會史意義，皆有專題研究。此譜以金榜爲主綫，隨處勾勒乾嘉儒林史事之犖犖大端，以與譜主生平相呼應，展現(xiàn)了承平世道中經學學風的從容、貞正與邃密。
“經學文獻”欄刊載文章三篇，一方面展現(xiàn)了細密的辨析手法，另一方面又體現(xiàn)了貫通的統(tǒng)合格局。王志遠《“七經”“七緯”與東漢官定圖讖的文獻構成》嘗試在《隋書·經籍志》與《後漢書·樊英傳》李賢注所列讖緯文獻結構之上，審慎辨識東漢官定圖讖的文獻構成，體現(xiàn)了立足於後起目録學框架而不爲所囿的方法意識。陸駿元《執(zhí)例詮經：劉文淇〈春秋五十凡〉稿本考述——兼論儀徵劉氏義例學的經解嘗試》以新見稿本爲出發(fā)點，述儀徵劉氏四世研《左》之學，對於劉氏一門蒐考舊注，辨正杜説的努力，舉證闡述尤爲詳盡；文末論及劉氏《左》學發(fā)展至劉師培一代的新變，亦可反映民初經學的義理性走向。歐陽艷華《唐文治〈尚書讀本〉今古並存要義初探》在近代學制“廢經”背景之下，闡述唐蔚芝先生編撰《十三經讀本》以推行“經教”的格局與義例。蓋值西潮東風鼓蕩之際，經學內部種種論諍，毋論今古抑或漢宋，皆宜力避門戶意氣，翕然整統(tǒng)以求通義，是爲唐先生《讀本》的精義所在。至若進一步商量舊學，培養(yǎng)新知，以求中西學術思想的對話與會通，則後死者與有責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