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努力承接前賢、續(xù)寫辛亥歷史的第三本專書，與之前出版的《走進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心路歷程（1911—1912）》以及《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一起，作為對清季民元重大歷史轉(zhuǎn)折重新審視的結(jié)果，同時構(gòu)成嘗試續(xù)寫大歷史的開端。
所謂大歷史，并非長時段或全球史之類的大時空歷史，而是一般通史所關注的重大歷史事件。盡管意在超越者總是喜歡批評這些關注帶有成見，希望擴展關注的層面，并且試圖將以往關注較少的層面嵌入大歷史的敘述，可是除非撼動大歷史的基本架構(gòu)，否則借鑒別科的鉤沉填空補白，或許能夠熱鬧一時，恐怕終究難以為大歷史所充分容納。應當承認，前人構(gòu)建大歷史的敘事架構(gòu)，固然也受到時代的制約，但就總體而言，的確抓住了主干大節(jié)。如果相關的各類大事要人在大歷史的敘事中完全缺位，則大歷史的書寫勢必更加偏頗。
不可否認，原有的大歷史也存在遺漏偏頗和誤讀錯解。這些偏誤主要源于相互關聯(lián)的兩方面，其一，材料不足。今日可以看到并且使用的資料，較前人何止千百倍。盡管前人大都讀過書，應用解讀材料的能力較強，畢竟所見有限，限制了其能力發(fā)揮的程度。因而一些關鍵材料和事實的解讀，會在所難免地發(fā)生一些錯誤。今人若能學習掌握前賢的能力，有效利用材料大幅度擴張的便利，則可以糾正錯誤，充實史事，使得大歷史的敘述更加堅實可靠。其二，觀念先行。中國近代史的構(gòu)建，經(jīng)過較長時期的發(fā)展，才形成現(xiàn)在的體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國近代史主要不是因為學理的需求，而是革命現(xiàn)實目的的需要，尤其是解釋中國社會的性質(zhì)以及革命的任務、動力等等，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急于構(gòu)建與眾不同的體系，便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料，編輯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并勾勒出解釋框架。
續(xù)寫大歷史，糾正種種影響大歷史敘述準確性完整性的錯漏，固然為應有之義，而更為重要的是，利用材料大幅度擴充的方便，改變視角單一的局限，多角度多層面解讀材料，重現(xiàn)史事的錯綜復雜，使得歷史畫卷更加豐富多彩。
凡事皆有機緣。將近二十年前，胡繩武先生在一次會議期間私下問道：陳寅恪的治學方法用于中古為恰當，用于晚近則材料太多，不堪重負。能夠背得動，的確難能可貴。然而總體關懷和終極目標究竟何在？先生的謬贊，可以視為鞭策，而先生之問，在史學范圍的答案便是續(xù)寫大歷史。只是這樣的自我期許宜做不宜說。
其實，續(xù)寫大歷史的念頭在研究庚子勤王時已經(jīng)發(fā)軔，此事先是沿用成說，敷衍成文，發(fā)覺按照既往的架構(gòu)敘事于材料及人事處處捉襟見肘，于是全盤推倒重來，將各類新舊材料梳理比勘，貫通一氣，終于能夠大體重現(xiàn)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相比之下，新說與舊解出入不小，由此悟到，近代中國歷史的敘述，無論材料的應用還是立論的當否，不免較為粗疏，大有可以改進的空間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