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與傳統(tǒng)
一
距今80年前，也就是1927年6月2日，上午10時，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開山、遜位皇帝溥儀的老師、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魚藻軒投水自殺。
死的時候，他只有51歲，正當學術的盛年。
這一事件，震動了中國，震驚了世界。
也給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增添一個謎團。
王國維死后，他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事、故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嫡孫、晚清大詩人陳三立的公子、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巨擘——陳寅恪，寫了一首《挽詩》和一首《挽詞》。
陳寅恪在《挽詞》的序言中，提出，王國維的死，不是“殉清”，也與羅振玉的“個人恩怨”無關，而是因為文化的苦痛，最終用自己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現(xiàn)在“大師”的稱號很流行。如果以名副其實、實至名歸作為條件，并不是很多和學問沾邊的人，都可以稱作大師。
流行與時尚，應該與學術大師無緣。
但是，王國維和陳寅恪，那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實至名歸的學術大師。
如果稱他們?yōu)閲鴮W大師，也可以。
而且，我們從王國維和陳寅恪的身上，能夠看到、感悟到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諸多傳統(tǒng)。
學術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提倡最高的學術，是國家最大的榮譽。（王國維）
如果沒有了王國維和陳寅恪，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會顯得黯淡許多。
二
中國現(xiàn)代學術這個概念，我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使用。我主持編纂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叢書，“編例”寫于1991年3月，已經正式使用并闡發(fā)這個概念，醞釀則在1989年下半年。
我沒有追溯，我之前，是不是有人使用過“中國現(xiàn)代學術”這個名稱。但對這個概念作明確的界說，我應該是比較早的一個。
現(xiàn)代學術是與傳統(tǒng)學術相對應的概念。傳統(tǒng)學術是指傳統(tǒng)社會的學術。自先秦直到清朝末年，兩千多年的中國學術，都可以看作是傳統(tǒng)學術。它經歷了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的理學、明的心學、清中葉的樸學和晚清的新學等段落。
每一歷史段落，都有代表性的學術思潮，出現(xiàn)了大批學術精英，創(chuàng)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學術文化。
多元并立和互相融合，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特點。
儒釋道三教的互補互動，體現(xiàn)出中國傳統(tǒng)學術多元并立而又相融的特點。
佛教的傳入及其中國化的過程，尤可見出學術思想之間的互相融合。
但是當歷史的腳步走到了晚清，情況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出現(xiàn)了“大變局”。學術方面，開始了傳統(tǒng)學術向現(xiàn)代學術的轉變。
“大變局”的主要標志，是西人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學術思想的轉變，也與西潮洶涌而來有關。
有三個方面的特點，可以把現(xiàn)代學術與傳統(tǒng)學術區(qū)別開來： 1.學者追求思想自由；2.開始了學術獨立的訴求；3.吸收了新的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
三
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發(fā)端，開始于1898至1905年這一段時間。它的繁榮期，從后五四時期，直到30年代、40年代。這是乾嘉之后的又一個高峰期，大師巨子層出不窮。
我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中寫道：
中國現(xiàn)代學術在后五四時期所創(chuàng)造的實績，使我們相信，那是清中葉乾嘉之后中國學術的又一個繁盛期和高峰期。而當時的一批大師巨子，其人其學其績其跡，足可以傳之后世而不被忘記。他們撰寫的學術著作，在知識建構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時閃現(xiàn)著時代的理性之光，其開辟意義、其精神價值，都可以作為現(xiàn)代學術的經典之作而當之無愧。甚至可以說，他們之中的第一流人物，既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就個人學養(yǎng)而言，又是空前絕后的。因為他們得之于時代的賜予，在學術觀念上有機會吸收西方的新方法，這是乾嘉諸老所不具備的，所以可說是空前；而在傳統(tǒng)學問的累積方面，也就是家學淵源和國學根底，后來者怕是無法與他們相比肩了。
這最后一句話是說，已經含有“昔不至今”的意思在內。東晉的佛學大師僧肇，撰有《物不遷論》，里面有“昔物不至今”一語，我用來比喻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良好傳統(tǒng)在今天所遇到的困境。
四
中國現(xiàn)代學術不僅收獲了實績，而且形成了多方面的學術傳統(tǒng)。
概而言之，比如說，包括——
學術獨立的傳統(tǒng)；
科學考據(jù)的傳統(tǒng)；
廣為吸納外域經驗而又不忘記本來民族歷史地位的傳統(tǒng)；
學者能詩的傳統(tǒng)；
重視現(xiàn)代學術分類的傳統(tǒng)；
重視通學通儒的傳統(tǒng)；
等等。
就中尤其以學術獨立的傳統(tǒng)最為重要。
梁啟超說：“學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p/>
王國維說：“學術之發(fā)達，存乎其獨立而已?！?p/>
陳獨秀說：“中國學術不發(fā)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圣?！?p/>
蕭公權說：“所謂學術獨立，其基本意義不過就是尊重學術，認學術具有本身的價值，不準濫用它以為達到其他目的之工具?！?p/>
朱光潛則對學術的實用與不實用問題，作了詳盡的辨析：“學術原來有實用，以前人研究學術也大半因為它有實用，但人類思想逐漸發(fā)達，新機逐漸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強似一天，科學哲學都超過實用的目標，向求真理的路途走去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縱使無用，科學家哲學家也絕不會因此袖手吃閑飯。我們倘若要對學術有所貢獻，我們要趁早培養(yǎng)愛真理的精神，把實用主義放在第二層上。”
如果拿朱光潛先生的話，與今天學術界的狀況作一番比照，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今天的學術，未免過分強調實用，而忽略了為學術而學術的真理性和神圣性。
文史哲人文學科如果單純追求實用，將使人文學走向迷途。
五
畢生都在為學術獨立而訴求而抗爭的，是大史學家陳寅恪。
他的名言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p/>
1929年，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最早提出這一思想。他在碑銘中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過二十四年之后，也就是1953年，陳寅恪在撰寫《論再生緣》一書時，又提出：
《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
而1954年，通過《柳如是別傳》一書的撰寫，陳寅恪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華到吾民族精神元質的高度。
他在《別傳》的《緣起》章里寫道：
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闋毀禁之余，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fā)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于婉婪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后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柳如是別傳》一書的思想題旨，陳寅恪先生已秉筆直書，就是“借傳修史”，“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別是1953年與汪籛的談話，陳寅恪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義諦，表述得更加不容置疑。
這就是有名的《對科學院的答復》。
他往昔的學生汪籛受命前來廣州，試圖說服老師不拒絕科學院的邀請，能夠北上就任歷史第二所所長之職。
陳寅恪未能讓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
他提出兩項假設的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作為擋箭牌”。
當然，毛公或劉公并沒有給他寫“允許證明書”。
當然，他也就沒有北上就職。
他說——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
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
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通觀50年代以后的中國思想學術界，在中國現(xiàn)代學人之中，沒有第二人能夠像陳寅恪這樣，把為學的這種精神義諦保持到如此的強度和純度。
主張并堅持學術的獨立地位和獨立價值，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一個重要的傳統(tǒng)，許多學人的力量源泉即本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