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以后，在日本興起了一個陽明學熱，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初。此間東渡日本的一些中國人士，包括梁啟超、張君勱、章太炎等都在日本發(fā)現(xiàn)并接受了陽明學，還將之返銷中國。
發(fā)源于中國的陽明學和日本陽明學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日本陽明學是否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日本的陽明學與中國研究》一書，探析了陽明學在日本的一個流變，以及其與中國陽明學說的真實關系。
“日本陽明學”是19世紀末一些日本人借用400年前中國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號“陽明”，在日本發(fā)動的一場社會運動。這一社會運動的發(fā)生原因復雜，學術虛構頗多。這個運動和被簡稱為“陽明學”的王陽明哲學思想研究在名稱上有著類似性，但前者是社會運動，后者是學術研究。戰(zhàn)后日本的中國哲學史領域里的王陽明哲學思想研究成果豐盛，也簡稱“陽明學”，但是其和作為社會運動的“日本陽明學”有著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
為什么是日語詞“陽明學”
“陽明”是中國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的號。因王守仁筑室陽明洞講學而名聲大噪，自號“陽明先生”或“陽明山人”，世人稱他的學說“陽明之學”“陽明之說”等?！睹魇贰ね跏厝蕚鳌吩疲菏厝侍熳水惷簟Ｄ晔咧]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jīng)》，不茍言笑。游九華歸，筑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shù)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彼旌V信不疑。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注》《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
這一段應該是“陽明學”一詞的原始出處，仍是“陽明之學”的意思。在《明儒學案》里，王陽明本人的學術被稱為“姚江之學”（卷十《姚江學案》），弟子們被稱為“王門之學”（卷十一以后有《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北方王門學案》等），可見“陽明學”這一稱謂并沒有在中國流傳開來。
作為一門近代學科的名稱，“陽明學”是個典型的“和制漢語”，出現(xiàn)于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對王陽明一派的學問，也沿襲中國的學問傳統(tǒng)，稱“姚江”或“王學”。根據(jù)所查到的資料，最早在日本使用“陽明學”一詞的，是明治維新的志士吉田松陰：“吾曾讀王陽明《傳習錄》。甚覺有味。頃得《李氏焚書》。亦陽明派。言言當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記》。大鹽亦陽明派。取觀為可。然吾非專修陽明學。但其學真。往往與吾真會耳?！?br/> 這一段文章，在學派承傳上稱王陽明、李贄、大鹽平八郎為“陽明派”，稱他們的學問為“陽明學”，和中國明代所說的“陽明之學”、“陽明之說”同義。不過，這只是一次偶然現(xiàn)象，和明治以后“陽明學”一詞的流行沒有直接聯(lián)系。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葉，日本出現(xiàn)了一場由三宅雪嶺、德富蘇峰、陸羯南等當時一些鼓吹日本主義的媒體人發(fā)動的，批判明治政府以“鹿鳴館”為表象的全盤西化政策的社會運動。由于他們自稱這場社會運動的目的是創(chuàng)造日本“國民道德”，于是為之取了一個類似于學術流派的名稱——“陽明學”，為此還先后創(chuàng)刊了幾本名叫《陽明學》的大眾雜志，作為“陽明學”運動的主要陣地。
1896年7月5日，吉本襄在東京創(chuàng)辦了大眾通俗雜志《陽明學》。這本雜志號稱半月刊，每月5號和20號出版，但有時也不準時。《陽明學》設陽明學、論壇、講筵、文林、史傳等欄目，發(fā)表一些社論和關于王陽明事跡與學理的文章。1899年5月20日，《陽明學》雜志刊出最后一期。
1906年3月，東敬治（1860—1935，名正堂，江戶時代著名學者東澤瀉之子）創(chuàng)辦了一本《王學雜志》，號稱要繼承《陽明學》雜志的精神，發(fā)行主體為經(jīng)常鼓吹陽明學的明善學社。此后，日本國內(nèi)還陸續(xù)出過幾本“陽明學”雜志。
1896年，第一本《陽明學》雜志的創(chuàng)刊，標志著“陽明學”這一近代學科名稱術語的正式誕生。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以一個日語詞“陽明學”，而不是以《明史·王守仁傳》中的那個“陽明學”，為“陽明學”這一近代學科名稱術語的正式誕生呢？
首先，從字面上來看，《明史·王守仁傳》使用的“陽明學”，還是明代人所謂“陽明之學”“陽明之說”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19世紀60年代日本近代化進程甫始，日本學者將歐洲近代學術門類翻譯成漢字術語時，大多使用了“××學”的構詞法，譬如將physics翻譯成“物理學”、economics翻譯成“經(jīng)濟學”等。反之，“××學”的構詞法也能給人們這樣一個錯覺：凡是“××”后面加一個“學”字，似乎都可以構成一個學科門類的稱謂，“陽明學”、“朱子學”就是利用這個錯覺發(fā)明出來的。
物理學、經(jīng)濟學之類的社會科學詞匯，在19世紀末被流亡、留學日本的中國學人如梁啟超等原封不動地引進了中國。中國學者也有創(chuàng)造，譬如嚴復將metaphysical翻譯成“玄學”或“理學”、sociology翻譯成“群學”，使用的是“×學”的構詞法。只是嚴復式的“×學”詞法，不符合近代漢語二字熟語的發(fā)展趨勢，因而大都以失敗告終，如“玄學”輸給了“形而上學”，“群學”輸給了“社會學”。
“舊瓶裝新酒”的近代思想
那么，以《陽明學》雜志為中心展開的“陽明學”的性質(zhì)是什么呢？
首先，日本學者荻生茂博曾說：“明治二十至三十年（1890年）以后，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歐化政策而由德富蘇峰、三宅雪嶺、陸羯南等人倡導的作為‘國民道德’的（近代）陽明學，和那個前近代陽明學完全兩碼事，是所謂舊瓶裝新酒的近代思想?！?br/> 岡田武彥也曾這樣論述創(chuàng)辦《陽明學》雜志的初衷：有識之士憂慮（歐化主義的泛濫），認為不復活傳統(tǒng)思想文化，養(yǎng)成人們的道德心，建設道義的國家，就不能發(fā)揮國體之精華，發(fā)揚國威，在世界列強中保持國家的安泰。
可見發(fā)起“陽明學”社會運動，旨在修正日本明治時代全盤歐化主義的極端狀態(tài)，以傳統(tǒng)思想文化來再造日本人的個人精神，建立新的國粹主義。從這場運動的對象來看，發(fā)起者是以一般的日本人為對象的?！蛾柮鲗W》 雜志的 《發(fā)刊之辭》說：今天我國作為東邦新興的一大雄國，處于必須完成自己的任務的位置。然隨著世間事物日趨輕便，一國風氣逐漸卑下。隨著文物日益進步，一國風俗日陷輕浮。隨著機關逐漸完整，一國士氣逐漸萎靡……吾人在今日研究陽明學，不外乎為了心學修養(yǎng)、人才陶冶，但吾人發(fā)刊的本懷，卻在于讓天下的人們知道自己的本然任務，革新一代風紀，以裨益國家。
故而，岡田武彥認為，陽明學運動的目的在于：高舉陽明學，以此來革新世間風氣，維持國體，發(fā)揚國威。
所以，“陽明學”不是中國的學問，更不是明代王陽明個人的學問，而是負擔建設日本國家建設的日本之學。但由于取了“陽明學”這樣一個類似于學術研究的名字，并摻雜了一些學術內(nèi)容，給人以魚目混珠之感。
所以，筆者在文章中將這場在日本發(fā)起的取名為“陽明學”的社會運動前，特別冠以“日本”二字。這首先是要明確“日本陽明學”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發(fā)生的一場社會運動，既不是中國明代王陽明思想在近代日本的深化和再現(xiàn)，也并非學術思想流派。說穿了是幾個日本人利用了“陽明”這個名號為自己發(fā)動的社會運動取的名字，把王陽明思想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當作了運動的口號使用而已。
其次，“日本陽明學”既不是以王守仁為首的哲學流派，也不是日本以及中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里的王陽明哲學思想研究。
再次，在上世紀20年代后期第五本 《陽明學》雜志廢刊以后，“日本陽明學”這一社會運動在日本實際上已經(jīng)壽終正寢。
這一荒誕神話是如何產(chǎn)生的
相比在日本來說，“日本陽明學”所主張的“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論，在中國更有影響力。梁啟超、章太炎、張君勱、朱謙之以及早年孫中山等對這一理論都倍加贊揚。
然而思考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明治維新成功于1867年。“陽明學”一詞如果以陽明學雜志創(chuàng)刊標志其誕生的話，時間是1896年；如果以三宅雪嶺著《王陽明》一書為“日本陽明學”原型的創(chuàng)立的話，時間是在1883年。一二十年后才誕生的“陽明學”怎么可能是一二十年前的明治維新的原動力？那么，這一荒誕神話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
如前所述，“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是三宅雪嶺所著《王陽明》一書所創(chuàng)立的。然而，雪嶺對陽明學和明治維新的關系沒有加以直接的論證，只是說列于日本陽明學系譜的西鄉(xiāng)隆盛學過陽明學，以及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的高杉晉作是陽明學者。
1891年，德富蘇峰的《吉田松陰》一書將明治維新的原動力歸結于發(fā)揮對外危機的“國民精神”和建立“民族主義”，把吉田松陰描寫為意大利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馬志尼式的“革命家”，并認為松陰是陽明學者佐久間象山的弟子，于是明治維新初步和陽明學掛上了鉤。
高瀨武次郎對為何“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作了如下說明：當幕府窮途末路時，英雄豪杰佐久間象山、鍋島閑叟、吉田松陰、高杉東行、云井龍雄、橫井小楠等興起。他們皆以陽明學練習其心膽，高其氣格，貫穿道理心肝，填補忠義骨髓，死生談笑間，能成就撼天動地大事業(yè)。
但這一段話的可疑之處，在于他列舉的這幾個人物都不是陽明學者。例如，前文就指出過，吉田松陰自稱“吾非專修陽明學”；佐久間象山，本名修理，因崇拜宋代心學家陸象山而號象山，這也說明他不是陽明學者而最多只能算是心學者。事實上，他是江戶時期著名朱子學者佐藤一齋的學生，學的是朱子學；鍋島閑叟致力藩政改革，熱心于“蘭學”，沒有學習過陽明學的痕跡。
筆者曾想以批判“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為題寫一篇論文，但經(jīng)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除了三宅雪嶺、德富蘇峰、高瀨武次郎等的一些間接性論證，日本學術界從來沒有人正式論述過這個問題，日本的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上也沒有類似說法。
總之，“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是“日本陽明學”為了夸大自己的影響、提高自己的權威而臆造出來的神話，不值一提。對此早年信奉過此說的孫中山也曾說：“或曰：‘日本維新之業(yè)，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咸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于義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diào)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zhuǎn)而師夷，而維新之業(yè)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既然如此，這一論調(diào)不值得中國人那么贊賞。
《日本的陽明學與中國研究》
鄧紅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